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与咸宁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咸宁抗战口述史》栏目，资料来源于各级党史部门在各个历史时期采访或收集的有关回忆文章、往来书信及专题资料等原始档案。内容全部为抗日战争亲历者的忆撰、口述史料，从不同角度真实展示了鄂南人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日寇在咸安的暴行】
日寇在朱桥村、中田畈烧杀的暴行
亲历村民朱铨、吴旺录等口述
早在1939年农历四月十六日，因桂花镇朱桥村族长吴胃清、绅士饶慧清二人去马桥找维持会长钱朗清接头，竟欲参加维持会，结果被保卫团团长何怀贞阻止不许去，他说：“谁若去了，就杀你个鸡犬不留”。
为此，钱会长因个人私利80元的进贡未得到手，而怀恨在心，即向日军密报说：“朱桥有大大的中国兵”。于是在这一天未亮时，钱亲自带100余日军偷袭朱桥村，把机枪架在吴家岭、圹元山、谭树垴三处，当夜晚犁田的朱紫思发觉后，放牛逃跑，被子弹射死，人们听见枪声，到处乱跑，日寇即以机枪扫射。这一天被杀害的无辜群众共计51人，打死耕牛10头，烧毁房屋400余间。这次被杀害而绝户的整个朱桥村共6家。
亲历村民何立俊、何立时等回忆
1939年农历四月初六日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日寇突然冲进我中田畈烧杀，主要是马桥维持会长钱朗清向日寇密报说：“中田畈何家中国兵大大的有……”于是白天开来了一汽车日本兵，柏圩顾发爹躲在水井楼上看见，日寇40余人，下车时站队，不知说了些什么，当即枪上刺刀跑步冲去中田畈。
这时，群众毫无准备，有的在田里插秧，有的在做其他活动，有的还在家里。日寇进村疯狂至极，见人就枪杀，结果群众乱跑，有的被捉住被刺刀戳死，有的被丢在火堆活活烧死，有的在乱枪中被子弹射死，紧接着放火烧房屋。从下午四点左右，一直烧到傍晚八点左右止，共烧房屋195间(畈背新屋18间，畈背老屋15间，圹边新屋16间，上新屋33间，前边新屋23间，上中门19间，下门新屋8间，圹边22间，四房19间，中田小学17间，水口5间),惨死72人，绝户18家。日寇临走时放了一排枪离去。
这一天死得最惨的是畈背何功清一家9人(包括插秧的亲戚在内)全部被杀害。何功亿(时年30余岁)在田里插秧被捉回绑在柱子上烧死，何占云之子何功友只有十来岁，刺刀捅进腹部，肚肠流出，后慢慢痛死，两义子均遭残杀。而最惨的是何占海、陈秀清(妻)两夫妇(时年30余岁)和侄媳妇珍保(姓不详)三人被石碜活活碾死。幸存的群众回村后，见珍保石碜还压在腿上。
老妇、儿童是以寿木、农具等在禾场将他们围住，用桶罩住活活烧死。例如，何占荣抱养的女孩姓周，只五六岁，日寇临走时，以刺刀捅进火里，而小孩刺破小腹，肚肠外流，爬出火堆，后亦慢慢痛死。
桂花镇花园村中田畈，在抗日时期约170来户，480余人。
日寇在咸安龙潭竹浪李屠杀无辜人民
亲历村民江克敏、江克玉口述
我是日寇1938年12月4日(农历十月十三日)在龙潭竹浪李屠杀无辜人民的幸存者之一。
情况是这样的。这一天，有几个日寇下乡来打掳，并抓到吕邦信儿子带路。恰巧碰上在三班口打游击的孟有余游击队(当时这支游击队驻扎在内洪口)，他们一发现日寇，马上躲在庙湾山，对日寇开枪。当时日寇吓跑了，其中一个未跑掉，游击队跑出来捉住他，当地群众有的拿锄头，有的拿耙梳，最后把那个日寇打死在冬水田里。游击队把他的头割去了，群众把尸体拖到荒山埋了。当天下午，大批日寇来找尸体，结果找到了。
这时有马桥的两父子，一个卖花生、一个卖面条，碰上日本人，日寇把他们父子抓住，要他们把日寇的尸体洗干净，然后把父杀了，头割下来拼在日寇的尸体上，把子杀了祭日寇。
夜晚日寇又来了，抓了不少人，一路上杀了一些人。这些人是：刘家景村杀了2人；新屋陈杀了一个老婆子；新屋李杀了3人；大屋刘杀了刘万恒(是聋子)、刘觐丹四父子，共5人。其余的人带到龙潭邱窝口(这时已到晚上十二点钟的样子)进行大屠杀，杀了42人，又在龙潭桥东面杀了13人。这次日寇还烧了新屋陈八户人家的房子，还烧了新屋李一栋一层连五的房子，最后烧了小龙潭一条小街的房子。
日寇在柏圩大屋雷、大屋邵的屠杀惨案
亲历村民刘克遂、邵继祖口述
1939年日寇进攻长沙，路过柏圩，4月9日(农历三月二十二日)中午在柏圩歇息(吃午饭)。
当地游击队周锡武部下连长熊兴旺带领十几个便衣队来到这里。当时有两个日寇下乡打掳，掠夺人民财物，当两个日寇走到章口陈家，熊兴旺便衣队看到只有两个日寇就开枪打。两个日寇听到枪声，仓皇逃跑，有一个日寇跑回柏圩去，另一个躲在章口陈家屋里。熊兴旺部下便衣队，把这个日寇捉住，用菜刀砍死，把头割下来提在手里，向大幕月圹郭走去。
便衣队边走边喊，叫群众快跑，日寇马上来杀人放火，绝大多数群众听到喊声立即跑了。不到一小时，日寇从柏圩出发来了七八百人，一到大屋邵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在大屋邵附近烧了九个庄门(即大屋邵、细屋邵、曹家、小屋邵、新屋、程家、刘家)共有二百四十多户(平均每户三间房，烧了八百间房)。九个庄门，只有大屋邵剩下一间堂屋，其余房屋全部烧光，用各种不同残忍手段共杀死二十五人。
邵安义(当时五十多岁)杀了九刀，有一个妇女余春生杀了七刀。邵其贵一家被杀死五人，母亲、妻子、妹妹、两个小孩。有一个十多岁的小孩被炸弹炸伤，边跑边滴血跑上山去，日寇跟着血迹追到山上，把小孩杀死。还有一个几个月的小孩在摇篮里，敌人用刺刀把小孩的头砍破。日寇一面杀人烧屋，一面用炮弹向山上轰炸。从中午来到大屋邵直到天黑，共四小时之久，烧了一次又一次，房屋全部烧光，满天乌烟，遍地鲜血。惨无人道的日寇在大屋邵的大屠杀现场，真是惨不忍睹。无辜人民，弄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离乡背井，无家可归。
亲历村民雷府清、雷世青、雷钧兴口述
1939年12月19日(农历冬月初八)，有两个日本兵到大屋雷山头咀(现石城大队第八队)打掳，碰上王全中、徐成翔两个十八支队队员。当时，他俩人隐蔽在茅园里，待日本兵走近，立即射击，打倒一个，另一个转头就跑了。被枪击的日本兵只射穿了小肚，并未死亡，而该地农民雷盛秋一见，怒火万丈，用石头将日本兵的头部砸碎，随即将尸体埋在山上偏僻的地方。
逃回去的日本兵，马上引来几百名日寇，将整个大屋雷围住，并四处寻找尸体，结果在山林发现尸体的头被石头砸碎了。日本当官的说：“这里良民心坏了”。于是，逐村逐户搜捕群众，捉来一共有七十六名，除一名三十多岁的妇女和两个十多岁的小孩外，其余都是六十多岁以上的老头和老太婆，当即一律枪杀。并从祠堂屋烧起，一直烧到港下雷，将九个村庄全部烧毁，计有房屋四百余间。
日寇仅仅这一天的烧杀情境，惨不忍睹！之后，无论在田间做活或是在山林砍柴的无辜农民，日军见到就射击，前后共枪杀五十余人。这些血债累累，应激起中华儿女的无比愤慨！
【日寇在嘉鱼的暴行】
老官嘴血案
亲历群众罗植莲口述
1939年农历正月初八，日寇在老官嘴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枪杀群众12人，伤2人，焚毁房屋1栋。
1939年春节后的第8天，节日气氛尚未全消。这天清晨，下着大雨，许多人仍在睡梦中。驻簰洲的日寇百余人，带着全副武装由汉奸杨德立作向导，沿着四邑公堤外坡岸窜来，悄悄包围了老官嘴边境的王家吕村。日寇进村了，这时，青年农民王秀华，身强力壮，忙打开后门连续跳过数道篱笆逃跑，不幸中弹倒地；中年老实农民钟际华梦中惊醒，扒窗窥探，日寇见后，紧追至室中，将钟枪毙在床头；两名年轻妇女正往田间逃跑时，背部中弹负伤。
接着，日寇沿村东窜至堤角商业区进行大搜捕，用枪上的刺刀向每家室内角落乱捅乱刺，后又绑押10名群众。商人李宏智被绑押出大门时，大声呼喊隔壁陈敬修医生“快来救命!”陈医生平日急公好义，一听邻人呼救，便开门出来作证。哪知刺刀又逼近他的胸膛，也被看押。继而将小商罗时杰、小贩游水清、炉工蔡大新、漆才祥、漆才胜、杨篾匠、张锡金和另一访亲的渔民杨明宴等，一起押到堤下池塘边，日寇在堤上架起机枪对准他们。凶狠的日军队长大声吼叫：“你们的大大的土匪，是谁？快说！”可怜被押到的人全都是善良百姓，哪有当土匪的？都不吭声。日寇怒罢，开枪射击，顿时人人倒地，尸横池畔、血染池水。日寇又放火烧毁了游华山肉铺的房子，然后扬长而去。
火烧洪庙村
亲历群众王洪武口述
洪庙位于陆水出口处，原来是个荒滩。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太平军从岳州来到陆溪口驻扎，为了进攻武昌城作准备，新开成一条人工河，全长3公里，宽约400米，把陆水注入长江，缩短了陆水通往长江的航程50余里。由于过往船只停靠，居民随之增多，逐步形成了陆溪口上游的水码头，可停泊大小木船500余艘。从此洪庙港就成为一个自然避风的港口。
1939年3月风雨交加的一天，两艘日艇到此避风，就在洪庙村、沈家墩两地停泊，共有日军40多人，还有少数军马。当时被国民党江南挺进第8支队孔耀庭的大队长廖宗涛侦知，随带100多人枪，还有机枪5挺，一面从界石渡陆水包抄沈家墩，一面沿洪庙江堤袭击汽艇。在两军交战之时，日军用机枪和掷弹筒还击。正在紧张战斗时刻，廖宗涛闻讯在赤壁一带发现了新四军，于是放下了完全可以吃掉的日军不打，迅速调转枪口开赴赤壁。
次日早晨，日军纠集新堤、龙口、嘉鱼三地的日伪军300余人，乘汽艇10余艘，分水陆两路，把沈家墩和洪庙河两岸围得水泄不通。村民们躲藏不及，只能逃到附近的麦田里。日本兵进村后，大肆搜捕。正在这时，来了陆溪口的维持会长陈伯龄，副会长江来中、张伯青等，并在油榨坊找来一个稍懂日语的李宝泽。当陈李二人上艇与日军交涉时，这群野兽不但不听，反而大声嚎叫：“你们的良心大大地坏了，明知有中国兵不报”。全船暴徒不由分说，一拥而上，连刺带砍将陈、李2人杀害，残忍地剁成数块抛入江中。江来中、张伯青见势不妙，掉头就跑，躲到麦地内，才幸免一死。
紧接着，日军在洪庙村挨户搜捕，搜出茶店王仕和、杂货店马仁斌、架渡船的余泽太3人，全部绑在凉亭的柱子上，淋上汽油活活烧死。还在张家搜出双目失明的老人张达样，用刺刀戳死在门槛上。停靠在竹筏上一个蒲圻姓魏的人，也被剖腹杀死。杀了这多人，日寇又四处放火，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整个村庄成为一片火海。沈家墩也同遭浩劫。仅这一次，就烧毁民房80余间并杀死无辜平民7人，损失财产不可估计，村民们目睹劫后的凄凉惨景，悲愤交加，切齿痛恨。
“扫荡”王家庄
亲历群众雨骥口述
1939年，嘉鱼县国民政府和国民自卫总队都驻扎在王家庄。日寇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940年5月9日，出动陆、空两军，向渡普口、王家庄等地进行“扫荡”，陆军分两路入侵：一路150多人，从嘉鱼县城出发，由新街过河袭击净堡咀，直进王家庄；一路从咸宁县城出发，经过烟墩岭，直攻渡普口。空军从武汉起飞，直袭渡普口。上午9时许，3架敌机由北向南窜来，轰轰响声由远及近，开始人们以为是路过的飞机，未加注意防备。当它快进入渡普口上空时，忽然俯冲而下，降低飞行高度。居民急忙扶老携幼，纷纷向镇郊野外躲避，隐藏在沟壑坟堆树林之下。敌机在空中盘旋一圈后，沿金水河两岸，用机枪扫射了一阵子，接着向东南方向窜去，在净堡咀的净堡寺顶空投下第一枚炸弹。刹那间，一声巨响，火光冲天，烟雾四起。旋即王家庄、东鲁湾也浓烟翻滚，炸弹声、机枪声响个不停，王家庄一条街，瞬间变成瓦砾，净堡咀、王家庄、东鲁湾三地房屋被炸毁212间，庙宇2座，炸死居民2人。
上午10时后，敌机刚炸完，接着陆军大队人马入侵净堡咀，直袭王家庄，日寇一进村就放火烧屋，凡敌机轰炸之处，所剩房屋一间不留。并说：“这是大大的匪窝，要斩草除根”。下午1时，日军进入渡普口，见家家关门闭户，在街上转一圈后，就放火焚烧，121间房屋化为灰烬，仅存维兴街和丁字街的赵洪畴、何光仪、蔡大坚三家。
下午2时许，日军在金水河畔一条沟里搜索到8个居民，要他们站起来，排成一字形，架着机枪集体扫射而死，其中一个居民陈会盛肠子掉在外面，跑半里路死去。日寇还把镇上未逃走的老人集合一起，要他们把死者的尸体抛入河中，让水冲走。与此同时，见粮就抢，见物就劫，见财就搜，将西正街的商店、厂坊、居民户翻箱倒柜，挖地三尺，各家衣杂财物搜劫一空。仅被抢去的油、酒、糖、布就装了几马车，大米装了5条木船，计1万余斤，全部运往他们的驻地。
日寇走后，居民陆续回家，见到自家的房屋被炸毁焚烧，化为灰烬，痛哭号啕，惨状凄凉，无不恨之入骨。
【日寇在蒲圻（今赤壁市）的暴行】
轰炸城厢镇
亲历群众马兆华口述
武汉沦陷，国民党军队败退长沙，日寇为了阻止国民党游击队兵力和物资对长沙的增援，每次都把蒲圻铁路大桥作为轰炸目标，较大的轰炸有4次。
第一次轰炸。1938年农历八月九日上午8时，城厢镇上空来了2架日寇侦察机，延寿寺山的警报台敲钟发出第一次警报，飞机一会就飞走了。3小时后，又来了6架日机，在材料场附近投了4个重型炸弹，有1个没有爆炸，空袭过后我去看了，每个炸弹重500磅，长约1米，大的那头直径约1尺多一点，小的那头直径约有8寸，这一次没有炸着铁路大桥，只在材料场附近的麻地(现在市民政局所在地)炸死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我姑娘马红喜左手被炸断，益丰机器米厂炸伤1人，我伯父马寿山办的复升恒转运公司(在耀华转运公司斜对面)的房屋，被一根爆炸后掀起的大树压垮。日寇飞机先后炸了约3分钟，就往北飞走了。
那次轰炸时，我在延寿寺山下自己家里，因为在那次轰炸之前的半个月，天天都有警报，城厢人民大都躲到农村去了，有时发了警报后却又没有飞机来，有时飞机一来随即又飞走了。所以我也有一种习以为常的感觉，那天当我见到6架飞机来时，便迅速躲到屋后警报台旁的壕沟里，敲钟发警报的人和我躲在一起。延寿寺山上有许多大树，小树更多，山上呈现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我在壕沟里，通过树枝缝隙可以看见飞机，我看见一个炸弹像是朝城内投下来，结果却落在材料场那里去了。先后几个炸弹都是这样朝那里落下。从那次轰炸以后城内就没有生意买卖了，全城关门闭户，当时北门外有浮桥通往河北街，有些做生意的人便转入河北街开铺设店。
第二次轰炸。第一次轰炸后约一周，上午来了3架飞机，在铁路大桥附近的陆水河里投弹后，又在火车站用机枪向下扫射一阵就飞走了。
第三次轰炸。1938年农历八月下旬一天下午，来的仍然是3架飞机。在铁路大桥附近的河边和河里投弹，一会儿就飞走了。
第二次、第三次轰炸，我都在城内，每次投重型炸弹4个，轰炸过后我都到了现场，那两次什么也没有炸着。
第四次轰炸，是1938年10月上旬一天下午约2时，有9架日寇飞机飞来城厢镇，主要目标仍是铁路大桥，同时也轰炸城厢。那次投了8个重型炸弹。投弹地点是铁路大桥河边和城内正街周围，由于投弹不准，蒲圻铁路大桥仍安然无恙，正街街面被炸得坑坑洼洼，正街靠东边的马裕泰、张义昌、协和祥3家商铺全被炸毁，正街东边华贞记商铺一片废墟，县中学、城隍庙也被炸垮，县中学所在地的考棚(现在市广播站北面)到处是砖头瓦片、椽角檩条等横七竖八。
那次轰炸时，我正患疟疾在家休息，刚吃完午饭，忽然听到飞机响声，我立即头顶被絮，跑到延寿寺山壕沟去了，大约炸了4分钟，飞机往北飞走了。
这4次轰炸以后日本飞机就来得少了，就这4次轰炸来说，只起到破坏骚扰的作用，蒲圻大桥依旧安然无恙地蹲在那里傲视穹空。
蹂躏石坑渡
亲历群众陈列口述
1939年10月间，日寇兵分三路向石坑地区大举“扫荡”。128师王劲哉的师部驻扎在黄沙澄水畈。他在石坑只部署一个连的兵力，这支部队抵抗了一阵，终因寡不敌众后撤了。日本侵略者便蜂拥狼嚎地窜入了石坑古镇。这伙强盗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当他们像野兽一样窜到石坑渡口时，见渡船上20多人驾船逃命，他们就把机枪架在码头上，向渡船上的人乱扫。可怜这群无辜百姓，有的倒入河中，有的倒入船舱内，有的倒在沙洲上……20多人无一幸存，鲜血染红了河水，染红了渡船，染红了沙洲。
日寇把石坑商店和人民的财产洗劫一空以后，再将抢不动的石坑大街付之一炬。这座已有600多年历史的古镇，顿时笼罩在浓烟火海之中。抗战以前，石坑是蒲东重镇，水陆交通方便，工商业和服务行业都很繁荣。这里既有古色古香的建筑群，也有西式的洋楼，还有中西合璧的建筑物。在这次浩劫中，石坑镇除3幢房屋幸免于难以外，其余100多幢房屋计六七百间，全部变成瓦砾；被打死、烧死计30多人，10多名妇女被奸污，其中一名被12个强盗轮奸了。其他经济损失无数，当这伙强盗行至双丘时，又烧房屋300多间，抢走耕牛12头；行至双凤时，又烧房屋上百间，杀害两个老百姓。
日寇强占蒲圻的7年中，先后向石坑地区“扫荡”几十次，除了烧毁石坑街、双丘、双凤等地1000多间房屋外，还将宁坪王村20多间房屋夷为平地。并烧毁了木兰张村的房子30多间、义门陈的房子20多间，杀害老百姓十几人，伤几十人。如1939年冬，日寇“扫荡”到石坑的芳世湾村，抓住了老汉陈秉宗，先把他毒打一顿，再强迫他手持大方镜，用刀割他的脸颊，并问他痛不痛？然后割手臂、砍大腿、剜乳房、刺喉管……将他活活凌迟处死。至于被日寇抢走的猪、牛、鸡、鸭和其他财产，谁也无法统计。从1941年到1945年日寇投降止，日寇在石坑长期驻军三四十人，其最早头目叫曾根，他知道自己作恶多端，害怕中国人报复，用刺刀强迫石坑四周的老百姓给他们抬砖备石、挑砖抬料，每天驱使三四百“苦力”修碉堡、做工事、挖战壕……驻扎在这里的日寇像太上皇一样，每天还要在“苦力”中挑选8个身壮力健的人，给他们做饭、打杂……这伙强盗手指口动，根本不把“苦力”当人看待，稍不如意，轻则鞭子抽，重则枪杆揍，有时还用刺刀捅，甚至唆使狼狗咬。木兰李村的徐成金被人指控为“中国兵”，被捆绑吊打得死去活来，后来又放出狼狗撕咬，最后将他四肢钉在门板上，用火蒸烘而死；洪下徐立元也被人指控为中国“情报员”，日寇将他吊打得遍体鳞伤，让他仰卧在凳上灌脏水，然后点燃檀香浑身乱炙，燎起了满身果子泡，再撒上石灰，使其痛得钻心。后来，两徐被押解到蒲城，弄得尸首不见。1943年秋，石坑地区伍家岭徐寿山等7人，从伍家岭挑着羊山纸到泉口，走到官塘地区的雷但村附近，碰上了日寇，这些丧心病狂的日寇将纸没收了，将人全部活埋了。
血洗九岭邓
亲历群众邓秀锋口述
1943年农历八月十六日，日寇血洗火烧九岭邓家惨案，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了，然而村民们祖孙相传，永世难忘。我是这一惨案的幸存者之一，日寇留在我身上的刀伤痕迹还在，至今一提起这一惨案就令人痛恨不已。
这一年正值日寇进攻长沙，大量从粤汉铁路往南调运军队和军用物资，为了破坏敌运输线，减轻我前线压力，中国各方面的破坏队经常在汀泗桥至官塘驿一线爆炸铁路、火车。日寇被炸得恼羞成怒，就残酷地报复无辜百姓，金秋时节的农村笼罩在血与火的恐怖气氛中。从8月上旬以来，汀泗桥、官塘驿据点的日军轮番出动，由汉奸带路，对铁路以南的大贵畈、九岭畈一带地区进行“清乡”“扫荡”。日寇像疯狗发狂一样，见屋就烧，见人就杀，这些地区的房屋烧得断墙残壁，余烟缭绕，男女老幼都躲进了深山老林，村庄十室九空，逃躲不及的人都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之下。牛脚坑周来仪一家6口人，被日寇用刺刀杀死5人，只一女孩幸免；袁家棚叶皮匠家3口人被日寇用东洋刀劈死；泉塘王家王学征被日寇枪杀在自家前门，房屋全被烧毁。
农历八月十六日夜，月昏星暗，大地死一般寂静，我正准备把一头猪赶上山去躲藏，不料日本密侦胡光志带领大批的日本兵包围了村子。我刚打开侧门逃跑时，被一日兵抓住问：“支那兵(中国兵)你的明白吗？”我说：“支那兵我的不明白”。接着汉奸胡光志要我带他们一伙去找保长，到了泉塘王家保长王康熙家，家里空无一人，日寇就放火烧燃了房子，阴险狡猾的汉奸胡光志逼着我喊：“日本佬走了，你们快出来救火”，妄想骗出躲藏的群众让日寇屠杀。等了一会儿，见没人出来，胡光志带日寇回转邓家村。在路上，我听到丧尽天良的汉奸胡光志对一日军军官说：“这里的中国兵大大的有，铁路轰隆轰隆地，中国兵在这里活动的，房子统统的火了火了，男人统统地死了死了”。日军军官边听边点头。这时，我感到一场血腥的洗劫就要来临了，自己恐怕也难逃厄运。
当我回到邓家村时，只见日本兵端着刺刀敲门打户挨家搜查，把逃避不及的男女老幼赶到叫“日星”的屋里，分别关进两间房子：一间关着老人和小孩，汉奸胡光志和几名日本兵在那里恐吓引诱，要他们说出“支那兵”的情况，日寇的嚎叫声吓得孩子们哇哇大哭；一间关着我们11个男人，日寇继续审问：“支那兵的明白不明白？”我们齐声回答“不明白”。把我们拳打脚踢一阵后，一个日军军官大声吼叫：“良心大大的坏了，统统的梭罗梭罗(即杀了杀了)”。马上过来了几名日兵，把我们一一反绑双手，要我们靠墙站成一排，这时汉奸胡光志对一日军军官耳语了一会儿，日军军官站在门口翘起八字胡，瞪着双眼，抽出东洋刀一挥，口喊一声“唉”！3名日兵端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向排头的3人捅去，只见白刀进、红刀出，两人随即倒下，年方20岁的邓炎林趁日兵拔出刺在身上的刺刀时与其搏斗，这时3把刺刀一齐对他捅来，炎林倒在血泊中，脚乱踢、手乱抓、头乱摆，口里连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站在门口的日军军官鼓掌狂笑。炎林死去时，身上被刺刀捅成了蜂窝洞。捅完了排头的3人，又进来了3名日兵捅第二批，就这样分4批捅完。我与邓秀芳是最后捅的，我的颈、腰、背、手共挨了11刀。我们这11人被杀完了，日寇还要检查一遍，他们提着灯用脚左踢右翻，见我们都不动弹，以为我们都死了，便搬来稻草、晒垫、桌椅，堆在我们身上，将门反扣，点燃了堂屋中心的柴堆。不大一刻，大火已经烧上楼，这伙魔鬼们忙乱了一阵，见烧杀完毕，便吹口哨集合由汉奸胡光志带领匆匆离开邓家村，又到别处制造惨案去了。
这时满屋硝烟弥漫，我浑身疼痛难忍，反绑着的双手不能动弹，嘴里不断呻吟，我看见躺在我身边的邓秀芳也在拼命挣扎。他将捆绑双手的绳子慢慢捋开后，先帮我解开了绳子。我俩一一查看了倒在血泊中的其他人，发现还有邓大华、邓华景和一名外地人没有死。当我们解开他们的绳子时，大火已经封门，如不设法逃出，我们就要被大火吞没。一种求生的本能驱使我们从血泊中挣扎起来，迅速用桌椅在窗户下搭台爬上台去，使尽力气砸烂窗子，搭成人梯钻出窗口。当我们只剩最后一人时，轰隆一声巨响，房屋烧塌了。死去的6人被压在废墟底下了。我们这逃出的5人，互相搀扶，三步一移、两步一挪离开了火场不到百米远，发现邓大华的肠子从刀口掉出来了，我们帮他塞进去了又掉出来，他因伤势太重，不久倒地死去。邓秀芳的胸口呼气时，刀孔的血泡直往外鼓。最后，我们这4人总算死里逃生活下来了。我们疲劳不堪，躺在地下，望着烧屋的熊熊大火映红了夜空，听到家具燃烧的噼啪声，房屋倒塌的轰隆声响彻四野。山林里赶回来的人们，绝望地望着大火号啕大哭，他们在寻找自己亲人时，发出凄厉的呼叫声，撕人肺腑。大火灭后，人们冒着余火的烧灼，奋力撬开砖堆瓦砾，只见6名死者被烧得焦糊不清，难以辨认。特别是邓作舟，全身已烧成灰烬，只剩一个肚子了。此情此景，至今思来，犹令人悲愤不已。
【日寇在通城的两桩烧杀暴行】
獐獭岭惨杀事件
亲历村民杜长江口述
1938年11月9日通城沦陷，日寇分兵在县城周围要到高地设立据点，白天四处骚扰，晚上收缩。
那年12月26日，驻在彭家岭上的日寇2人荷枪实弹窜到阔田、獐獭岭一带掳抢，被国民党政府自卫队的杜贵龙等10余人包围袭击，日寇1人被击毙，缴获步枪1支，另1名日寇跑掉。
谁知，第二天日寇调集军队分两路向堆山方向“扫荡”：一路100余人枪，配有重机枪及迫击炮，由离蒲港经阔田畈、上星楼沿山进逼，绕道从东南面包抄堆山；一路200余人枪，由崇阳县属之石咀头过桥，经白马畈、游垅沟，进攻锁石岭，日军从西面向堆山直压，企图先占领堆山，以便居高临下。
当时，那一带的百姓恐遭日寇蹂躏，有的扶老携幼早躲进了深山，有少数农民利用住址偏僻有利条件，挖个地洞，日寇没来时，在家干活，遇有情况时随即躲藏洞内。有的白天逃难在外，到了晚上试探着回家运点粮食出去糊口。不料那天天亮不久，日寇就兵分两路夹攻来了，沿途见人就抓，见物就抢，见牲畜就杀，不少农民被抓。泽塘屋杜佛寿、杜秋显两人，那晚回家运粮，突然望见远处有人奔跑，知道日寇来了，赶忙进屋去挑粮，正要外跑时，日寇已杀气腾腾来到跟前，把他二人抓住，将耳朵割了下来，并反绑其双手，令他们引路前进。拐过一个山咀，正被农民罗瑞团碰上。罗一见日寇押着两个血流全身的人，被吓呆了，挪不动脚步，两个日寇走上去往他背上猛击数枪托，罗脊骨被打断。另一个村民罗运龙也被抓住，打得满脸是血，由3个日寇用尖刀对着罗的背心，从西边赶来的日寇将这几个人一起押着往白屋罗家走去。罗家的罗菊轩、罗广先、罗运海、罗瑞衍、罗立修几人原已离乡背井，避难他乡。这时也因缺粮，潜回家来抢收泥豆。正当他们开始劳动时，突然几十名日寇，刺刀上在枪口上，逼近晒场。这时远近枪炮声不断，子弹呼呼从头上掠过。农民杜二显、杜佛望，被日寇从畈里追到了晒场，见场上前后左右都是日寇，知道已是无路可逃，只好插入打豆子的罗菊轩一伙。40多岁的段玉楼，躲进孔家岳父家的一间夹墙房里，日寇一到就放火烧屋，段玉楼和孔广义、孔广利两青年，怕烧死在屋里，便跑出来扑火，也被日寇抓着，押到罗家。这时从北面窜扰的日寇将上尾胡家50多岁的农民胡肇九用绳子捆住押来了，胡赤着脚，穿一条破单裤子，手脚上沾满了泥巴。
上午11时许，日寇将晒场上的十几个无辜农民一捆绑，并用绑腿带拴在一起，形成一长串，押到獐獭岭东面1华里左右的堆峰上寺后面一块旱地里。先将胡肇九绑在一棵大树上，其余14人弯曲形站在旱地边，背靠一丈左右高的山坳。然后，一个日寇军官挥动指挥刀用手势叫大家蹲下。当他们正在陆续往下蹲时，日寇便端起歪把机枪对准扫射，一瞬间，14人全倒下了。之后，日寇看见有的人手脚还在抽搐，就上前补枪，或用刺刀向胸膛猛刺。十几具尸体倒在一起，有的脑髓四溢，有的露出了心脏，有的掉出了眼珠，头栽在泥土里，鲜血从油菜地沟里直流。日寇为了想捕杀更多的农民，在各个山头上待了数小时，孔家有个孔二爹躲在屋后竹山沟一个地洞里，把头伸出来探望一下，被日寇发觉，对准就是一枪，打死在洞口。日寇撤走时，又沿途烧毁了王家屋、大楼、城隍屋、大屋四处的民房30余间。日寇走后，死难者家属闻讯赶来，面对着一大堆尸体，呼天唤地，泣不成声，真是天昏地暗，惨不忍睹。年轻的罗菊轩，在枪声响时，应声倒地，弹从口腔左侧进去，右腮帮出来。20多岁的罗运龙，弹从左手脉门进，从肘腕出，昏死倒在血泊中，被其他人的尸体压在下面，日寇未发现，被救出。这次十几个无辜同胞中，仅2人死里逃生。死者年纪大的50余岁，年纪小的只有六七岁，这是堆山地区民众永远也忘不了的民族仇恨。
火烧尖峰图，血洗广严寺
亲历村民胡占海口述
尖峰图位于药姑南麓，为北港区花墩村与小岭村属地。广严寺位于药姑横岭山下，地属花墩村。日军侵华后的1939年，在汉奸头子吴胜南(后镇压)的密报下，农历二月初一，百多名日本兵从崇阳大沙坪出发“进剿”尖峰图。 一进尖峰图的四房祠堂田头、罗家畈就烧屋，并枪杀了胡加炳、胡肇三两人，当晚驻扎在雷贡坡屋。初二，日军从花墩桥向上进犯，兵分两路，一路由塘湾至王家冲、半岭、聂家，除烧屋外，在夏家杀了六人，其中有夏官佑、夏逢炳夫妇二人，夏楚细本人和他的姑祖、姑父共三人。另一路由新屋至广严寺、塘底畈，广严寺里的人都是附近几个村和远处逃来的，除两个藏匿在神台下得以幸存外，都被日本兵赶了出来，在广严寺前的干田里一字跪下，然后一面放火烧塘底的屋，一面用机枪对跪在田里的人进行扫射。一时，火焰冲天、枪声轰鸣。逃上后山的人，目睹此状，无不痛哭流涕。这次死的共二十二人，有胡均祖、胡均六、吴志杰、胡肇福和胡加洛夫妇。胡礼仁一家四人，死了三个。 胡肇风和他的亲戚共死了六人。有个妇女怀抱一五岁的小孩，母死儿幸存。胡金水一家死了六人，他自己当时只有八岁，被他祖父压在身下，棉衣在肩上只穿了洞，幸免于死。他孤单一人逃到磨桥姑祖母家住二十多年。1971年才带着妻室儿女回到老家塘底畈。幸存的那个五岁小孩，后叫捡伢(说他是死里逃生捡来的),受难时吓得不省人事，敌军走后，从死尸爬出来时，身上到处溅的是他妈妈头盖中喷出来的脑浆。
初二的夜晚，富屋冲有个妇女逃生，偷偷回家拿东西，被雷坡山上岗哨的日本兵捉去，被活活奸死在陈公坡一块小田的斜坳上。另一个青年妇女也被奸污。初三，日军又到富屋冲、尖山大屋、邱家坡、屋背冲、塘坡、谢家坡、王家坳、螺形、谢家场、七星塘、周戴等地烧屋，在七星铺塘枪杀了胡杀池、胡光皇两人。接着就上和尚岭，烧庙后翻山过临湘去了。日军走后，当地群众才陆续回来，看见广严寺前尸首成堆，血流遍地，三四天才将尸首掩埋完。
日寇在尖峰图的这三天，是极尽兽行奸掳烧杀的三天，共烧毁村庄二十三处，杀害无辜人民五十三人，烧了三天三夜才灭完火，多少人妻离子散，无家可归。日军的滔天罪行，令人发指。
【日寇在崇阳的暴行】
日军奸杀兽行
亲历村民陈国兴口述
崇阳沦陷后，处在偏僻山区的崇阳人民，遭受了一次旷古未有的浩劫。1938年9月25日、26日、27日、29日及10月4日、8日，日机少则3架、多则40多架反复疯狂轰炸崇阳县城及崇阳公路沿线一些城镇。仅崇阳县城被炸毁房屋达1200余栋，被炸死男女老少共2000多人，国民党60军驻县城后方医院被炸死的官兵有800多人，全城尸体狼藉，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同年11月5日，日军占领崇阳，当晚12点，坦克部队攻占石城湾，接着全县沦陷。日军来势凶猛，奸杀掳掠，为所欲为。这时，白天烟柱四起，夜晚火光接天，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仅获洲一地，被杀死的无辜百姓300余人，其中徐家大屋被杀死的有80多人。乌龟山之战，国民党卢汉部队有两个营的官兵全部被俘，均被押送到青松庵用机枪扫射，血流成渠，无一幸存。日军在大杀一阵之后，才派来“宣抚班”，强迫各地成立“维持会”，以示“安民”，但外出打闹，杀人放火，强奸打掳，仍依然如故。
1939年4月，正是插秧时节，日军到杨林畈“打掳”，只有两个60多岁的老妇未及躲避，竟被强奸了。后至陈俨思屋，有两老汉未走，便找其要“花姑娘”，未能如愿，就将其中一老人陈恒方开枪打死。又一次，至洪家垅胡家找胡某某要“花姑娘”，胡说没有，也被开枪打死。
洪家垅一妇女，被捉到东山铺，与其他被捉去的妇女关在一起，都不许穿裤子，好让日军随时奸污。当时，由于日军的封锁，食盐奇缺，石城湾的日军便以卖盐为名，将青年妇女诱去，捉到“慰安所”以满足其兽欲。
1940年7月，石城湾的日军下乡“剿匪”，把过往贩棉花和食盐的小商一次抓获数十人，硬说他们是游击队，进行严刑拷打，有的用辣椒灌，有的上老虎凳，有的用煤油烧，有的绑在烈日下晒，有的叫自己挖坑，一个也不能幸免，都给杀害了。
石角山大屠杀
幸存者马腊子口述
崇阳沦陷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崇阳白霓区石角山的大屠杀，惨绝人寰，令人发指。我就是这次大屠杀的幸存者。
1939年在3月中旬前后，有称为日本游击部队的一个中队人马分驻在尖山畈(即现在的石山村)公路两旁的上、下屋胡家。3月26日，有日军二人身佩马刀往老鸦村地方奸淫掳掠，被当地游击队王旭辉部杀死灭迹。27日，日军派出两股小分队分东西两路到处搜索，寻找失踪日军。一股往公路以东，一股往公路以西，分别搜索了半天，均无线索，最后仍回驻地。驻在下屋胡家的敌人，疑失踪日军是被公路以南的群众所杀害，认为下屋胡家的群众是知情不报，竟杀死胡瑞安、胡达义、胡天民、胡三齐、胡天送以及胡四原母女共7人。其中一人被日军用刺刀戳死在洗澡盆内，另有胡春被日军用砖头活活砸死在门前场地。
28日，正是三月的阴雨天气，日军又派出10余人的小股兵力向公路以东石角山、丁家坪、景山、肖家祠一带进行搜索。当时正是插秧季节，田间农民忙于犁田、插秧。午后3时许，日军进行搜索一阵后，将田间干活农民都赶到就近村庄场内，用绳索缚住每人右手，押到烧箕窝(即现在的沙园国营茶场下首)荒坪，共65人，分5排站立，先用机枪猛烈扫射，无辜农民一排排应声倒地，横尸于血泊之中，尸体狼藉，血肉模糊，有的肝肠外露，有的肢断腿裂，有的首体分家，其情其景，惨不忍睹。
大屠杀过后，村民陈尸于地的第二天，日寇已往南撤走，石角山一带的孤儿寡母才敢奔赴屠场认取亲人尸体。丁家坪一位尧姓死者的尸体，上身刀眼13处；石角山肖五喜老头全身刀眼17处，尚有一口气，但抬回家只有几天就死去了；尸堆里还翻出一位来丁家坪帮助亲戚家插秧被绑去杀害的青年，腹部中弹，刀刺数处，在送往寒水垅家中的路上就死亡。三月的天气，杀人场上尸体腐臭，血腥熏天难闻，有的就地掩土埋葬，有的用门板抬回裹草一同入土。在这次大屠杀中，我是当时一同被绑、一同被押往屠场，在敌人的机枪扫射下，被另一尸体压在底下，未曾中弹，后经敌人从死人堆里拖出来用刺刀戳穿左肋下部，腹部板油露出，假装已死，幸免绝命。
石角山经过血洗以后，肖姓一个村庄13户人家被杀害的有肖冬爹、肖和生父子、肖解臣、肖念祖等31人，男人杀光，只有肖丙完等5人因外出未归，才得以幸免。丁家坪有20余人被杀害，男人仅剩下尧南生1人。景山有庞必林、黄祥生父等共9人被杀害。肖家祠有肖单池、张神枯父子等共5人被杀害。27、28日两天，石角山一带死于日军枪刀之下的无辜农民总计73人。此后，石角山一带，满畈田地荒芜，路上无人行走，野兽日夜出没于其间，其凄凉景象，令人触目惊心。
后溪屠杀惨案
幸存者陈海波口述
1939年农历四月初六上午，日本侵略军驻扎在白霓据点的所谓“剿匪”部队，有一小队长和两名士兵，前往后溪一带打掳(即强奸打劫)。他们逼着当地的日伪保长肖协林，给他们找“花姑娘”发泄兽欲。肖怒火中烧，情急智生，一面答应去找，一面组织力量，很快地邀约高祖林、高春林、尧丙林、丁孝祖、丁洋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三个日寇紧紧勒住，用锄头、棍棒把他们活活打死，并缴获左轮手枪一支。为了灭迹，随即将其尸体搬往三八冲，深深掩埋在密林深处。事情办理停当，肖协林等于当晚就赶往小黄沙，参加了曾忠谷所属的游击队。
第二天拂晓，日寇大队人马开到后溪，查找头天外出打掳未回日军的下落。他们使出百般威逼恐吓的手段，要老百姓交出尸体。老百姓笑在脸上，怒在心中，始终没有吐出真情。到了第四天，日寇兽性大作，大肆杀人放火。从这天起，一连三天，见人就杀，见屋就烧。事后经过统计，后溪一带被日寇杀害的青壮年男丁共计73人，被烧毁的房屋达687间。
被杀的73人，有尧少侯、尧大毛、尧志坚等3家被杀绝无嗣，外地路过后溪而遭到屠杀的有17人。杀人最多的一天是农历四月初十，那天清晨，日寇大队人马复窜到后溪，将搜捕到的青壮年共32人(我是其中之一)，全部押到三八冲，用刀枪逼着我们统统跪在地上，然后一个个进行屠杀。日寇对每个被杀者都是：首先当头一棍，打得你头昏脑胀，接着就是一刀，叫你身首分离，鲜血喷天，慢慢挣扎着死去。敌人在屠杀我的时候，同样首先一棍，接着就是一刀。因为我的喉管没有被砍断，倒在血泊里假装死去，经过日寇一再检查，迄未发觉，所以我才保全了一条生命。其他31人，一个也不能幸免，都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日寇在通山的暴行】
县城大屠杀
亲历群众黄初奠口述
1938年9月25日、28日和10月8日(农历八月初二、初五和十五)几天，侵华日机接二连三窜到通山县城上空，用机枪扫射慌乱的群众，投下了重型炸弹和燃烧弹，烧毁壮丽的楼房，整个县城到处是断墙残壁，瓦砾成堆，六里长街，大半化为废墟，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武汉沦陷之后，日本侵略军侵入通山县境内，大肆屠杀通山县无辜人民。
1939年5月22日(农历四月初四)，来自南林桥的日寇10余人，猝然闯入通山县城，像豺狼一样张牙舞爪，一天在县城三处地方疯狂杀死70余人。这些野兽们一进城后，犹如疯狗一般，到处捉人，杀气腾腾，形势十分危急，幸被理发师傅邢炳燮看到，立即沿四街跑步而下，口里不断大声疾呼：“大家快跑，日本崽要杀人啦……”居民闻声后，无不胆战心惊，多数人趁机跑脱了。剩下一时避之不及的羸弱、老小、病残、妇女和婴儿等40余人，被敌人抓住，押解到东门外唐家地的蛤蟆塘崖坳上，逼令排成一列横队，然后用刺刀乱戳，蒙难的人绝大多数被刺死(仅几人未丧命)推入河中。如杨得喜一家三口无一幸免，其弟杨得富是一个瞎子，亦惨遭杀害；我是一个腿有毛病的人，要靠拐杖走路，也是一家三口，我的妻子朱燕妮和一岁多的孩子都被杀害。当日是暴雨初晴，河里涨起满河浑浊的黄泥水。我被刺后，倒入激流的河中，因本人素识水性，幸未受致命之伤，忍着疼痛，潜游蛤蟆塘的暗石岩穴下伏着，未被敌人发觉，得以幸存。还有同其丈夫以打铁为生的许亚细，也是未被敌刺死踢到河里后，顺着翻腾的黄水，冲至蛤蟆塘下的柳树丛边，伸手抓着了柳条有幸得救生命，其余尽皆死难。
这伙溅满血迹的魔鬼返城后，随即窜入多宝寺中，将慈善会里的程慈屏等3位出家人杀死。当日下午，敌满城到处搜捕，又抓住了管坤榜等36人，各捆着一只手连成一串，解至山背管家村的管人质屋里，追令被害者裸体排列，先由一日寇当场惨杀3人以示淫威。其余的遇难者每个人身上都被刺杀了一刀，不管是死是活，推在一堆，搬来村里的门板、晒箕和家具、柴草等杂物，压在人堆上再淋上煤油，点火燃烧，不多时房屋和人同归于尽。隐藏在屋后山深林里的群众，都能听到燃烧时人堆里的惨叫声、怒骂声，同日寇的狂笑声、咆哮声混成一片，惨绝人寰，不堪入耳。当时，有10余名受害者，因未受致命之伤，遂乘日寇忙于搬运燃料的时机，拼死逃离刑场，其中有磨刀铲剪的老方，炸油条为生的管松林，演戏唱花旦的程诗景及务农的管华林等；在逃生的人群中被敌人追赶到当场枪杀的有管坤昂、朱亚兴、罗亚州等3人，其余29人全部遇难。
浩劫过后，人们都这样议论：如果不是邢师傅机智勇敢，果断地高喊，提醒人们注意，还不知有多少人要惨遭杀害。这次惨案的幸存者，除了我还有许亚细等人，我们只要一提及日寇的残暴行为，无不切齿痛恨。
血洗两村庄
亲历群众徐逸民口述
1938年日寇侵入通山县境内，随即控制了县城公路南北的交通隘口，以切断我后方由江西通往咸宁、鄂城、大冶的线路。路南的厦铺大山至路北的山口街一线，是我前后方联络的重要通道之一。1939年4月17日，日寇探知国民党197师要由路南越过公路北的消息后，驻在县城牛头山和南林桥两地的日本侵略军集结二三百人，分别从两地同时向山口方向集结，企图阻止国军越过这道口北进。敌人的作战部署是：从南林桥出动的一股日寇，经坳上焦至马道岭；由县城出动的一支日寇经犀港到畈上王背后至大盘垴，企图合兵堵截，夹击197师。此时，国军197师师长丁炳权亦迅速得知这一准确情报，即令所属分为左右两翼：一支经余长畈直插焦夏马道岭；另一支经过南山、朱田进占马道岭上侧制高点，粉碎敌人合击的企图。18日凌晨，其右翼部队与日寇相遇，激战一上午，打得敌人难以推进，一筹莫展；左翼部队占领了马道岭上侧的制高点后，抓紧构筑好野战工事，阻击来自南林的敌军。当敌军逼近时，即以准确猛烈的炮火阻截，双方相持到下午4时许。给了日寇以迎头痛击，一举粉碎了敌人合击国军、阻止北进的阴谋，完成了国军胜利地通过山口的任务。
第二天(19日),一场报复性的血腥洗劫来临了。素以“常胜军”自居的日寇，遭到这次失败而恼羞成怒，出动200余人，像疯狗一样闯入了焦夏村，大肆搜捕村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先将无辜百姓夏运红、陈奎廷等老小妇婴计18人，绑押到焦夏背后塘以机枪扫射，每个受害者都身中数弹，鲜血淋漓，全部丧命；至此，日本强盗仍不死心，又搜出焦金凤等5名妇女，用刺刀乱刺，刺死于焦夏门口禾场。真是一时天昏地暗，草木皆悲。这样的大屠杀，在有史以来是没有先例的。村里人祖孙相传，永世难忘，至今一提此事，无不为之发指，咬牙痛恨。
1939年6月7日，又一起大屠杀惨案发生在距大垅口公路2公里许的岭下徐村庄。该村有55户人家，勤劳俭朴，世代都以农为业。当天有徐其可等4人，经过距离该村200余米远的山林垴日寇据点，嗜杀成性的日寇即以刺刀面向4人身上乱刺，4人当即痛得滚地惨叫，日寇却站在旁边开心狂笑，随后灭绝人性地将4名受害者截肢剖腹。
是日下午1时许，由下朗方向来到岭下徐村扫荡的12名日寇，在村里搜捕了徐映堂等大大小小18人，先将14人逼押到大禾场，一寇酋为了示意其爪牙下毒手，用指挥刀猛向地下一捅，其余寇兵便如狼似虎地一声吼叫，向人群一气乱刺，当即尸横满地，血溅泥沙。日寇走后，回到村里的群众都流着悲愤的泪水，沉痛地翻开一具具血淋淋的尸体，辨认亲人。当翻到身上被刺了7刀晕死在血泊里的徐匡国时，发现他还有微弱呼吸的气息，即急忙送往国军军医抢救，徐幸免于死。康复后，他极其悲愤地向村里人控诉敌人的残暴罪行，他后来活到1982年才去世。
“血水田”惨案
亲历群众纪汤铭、郑季顺口述
1939年秋末(农历九月)，进攻湖南长沙溃败下来一支近千人的日本侵略军，由江西武宁窜犯通山九宫山。当时国民党197师正驻扎在九宫山麓的横石潭和宝石一带，其中1139团团长陈先觉驻在船埠李家铺，奉令率部阻击来自江西的日寇。当陈的部队行至云关时，日寇已从“九宫隘”冲上九宫山巅而下窜，两军遭遇，敌人居高临下，陈团长只得率部转移阵地。日寇旋即沿着九宫石板阶梯的山路而下，因其人马都是钉靴铁蹄，不便行走，即将15公里的石板路全部掀翻。敌军过后，路面的泥土、小石被践踏松碎几寸。日寇下山以后，当晚就歇宿在当时宝湖乡辖域的上陈、界牌、石壁湖一带村庄。十里民房，夷为废墟，村民惨遭杀害。
歇宿在石壁湖李高才纸厂的一群日寇，当天黄昏时，一次就残杀我民夫70余人。由于日寇来得迅速，当时该纸厂驻有国民党197师少数部队，一发觉日寇，就连放了几枪，随即仓皇撤退到茂密的山林里躲避起来。这时，来不及把关锁在两处屋子里的民夫放出(一处的楼上有40余人，另一处房子里有33人)。这些民夫都是国民党军从各地抓来或派来给其随军役用的，未及防备，全被日寇杀戮。凶残的日寇，先是纵火焚楼，顷刻间把楼上40名民夫葬在火海里。火光烛天，悲声震地，伤心惨目，亘古鲜闻。李高才的七旬老母未来得及逃离，亦被烧死。
太阳西落时，这一群残暴的豺狼，凶狠狠地端着寒光凛凛的刀枪将另一处房里关锁的33名民夫，全部围逼在门口的一丘稻田上，迫使这群民夫跪下，随即用机枪扫射，不一会，这些手无寸铁的苦役，除一人乘机倒在血泊中佯死而获幸免外，其余均死在日寇射出的罪恶子弹下。稻田成了血田，而流淌出来的鲜血浸泡着僵尸，惨绝人寰，令人目不忍睹。后来，这里的人们常把这丘田叫作“血水田”，这就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