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与咸宁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咸宁抗战口述史》栏目，资料来源于各级党史部门在各个历史时期采访或收集的有关回忆文章、往来书信及专题资料等原始档案。内容全部为抗日战争亲历者的忆撰、口述史料，从不同角度真实展示了鄂南人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口述人：樊城，家住湖北通城县北港区龙门四村四队，曾在国民党的第八十八师二百六十二旅五百二十四团第一营第三连第三排任副排长，亲身参加过淞沪战役的四行仓库战斗。
一九三七年，通城保安大队一共有三个中队。一中队队长叫石明豪，二中队队长的名字记不清楚了，三中队队长叫黄崇仁。这年的中秋节时上级调一、二两个中队去省集中（三中队队长黄崇仁和一些怕死的官兵未去）。我们首先行军到蒲集中，当时蒲折是专员公署所在地，然后乘车到武昌，在武昌卓刀泉附近的军营作了短暂的休息和整编。我们被编为湖北省保安第五团，团长叫李书裕，不久即开赴上海。开发的时间大约是十月份，记得天气已有几分凉意，穿的是夹衣裳。我们是在汉口循礼门上车的，火车都用树枝作了伪装，武汉人民对我们进行了热烈的欢送。从汉口出发以后往郑州转陇海路到达徐州，再转津浦路，到南京便乘火车轮渡过江最后直达上海。团长李书裕把我们送到以后就走了。
到上海后我们被编入五二四团，随即投入战斗，战场是在闸北一带。在我们到达之前五二四打得非常顽强。每连一般只剩下了五六个人，最多也不过七八个人。我们是湖北保安团第五团的建制对口编入五二四团的，即五二四团的一连就以湖北保安五团的一连补充之，以此类推。
通城县的两个中队分别入了五二四团的第一营的一、三两连。我们和日寇激战了大约十多天，上级决定撤退，并令五二四团担任掩护，我们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任务。在10月26日晚，我们奉命进入了四行仓库（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四银行）。这是一座七层楼的钢筋水泥结构的楼房，在楼房周围还有一些平房和其他障碍物。
谢晋元一看地形，当机立断，派一部分士兵监视敌人，另派一部分迅速拆除这些平房和障碍物。这样不仅使我们的视野达到了百米之外，敌人无法偷袭，也使我方火力更好地发挥作用。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谢团长是很有些军事才能的。他不仅有才能，品德也是非常高尚的，在他的带动下，我们当时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坚决消灭日寇 ”。
在四行仓我们苦战了四天四夜，上海市人民的爱国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海人民是非常好的人民，送给我们的慰问品堆了几乎满满一房间，因为隔着一条苏州河，许多人由于无法进入我们的阵地，他们就将慰问品（其中有罐头、奶粉、香烟、食品等等）放在苏州河的对岸，向着我们的阵地深深地三鞠躬然后含泪离去。虽然我们也无法拿到这慰问品，但上海人民的爱国热情却极大地鼓舞着我们。我们感到身后有无数的爱国同胞在支持我们，所以我们也都下了为国捐躯的决心，在四天四夜的战斗中，我们杀伤了大量的日寇，而使敌人无法越雷池一步。后来我们奉命撤出四行仓库，主要因为：其一是，上海人民考虑到在四行仓库附近有一火柴厂的火药仓库，日寇不断炮击恐引起爆炸，危及上海市的安全；再者，公共租界各国领事恐战火蔓延到租界。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四天四夜苦战之后，撤出了四行仓库。在撤时，我们和日寇还进行了激烈战斗，不少战士就是在这时候撤退的，我是最后撤退的人员之一。
那时候我看到了不少战友倒在血泊之中。有人说我们把枪交给了日本人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到公共租界以后，枪是交给租界工部局的，进入公共租界我们驻在胶州路，四周都用铁丝网围起来了。从这时起，我们便开始了“孤岛生活”。但是我们并不感到孤单。因为全国人民，特别是上海人民非常关心我们。虽然生活是由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理，但上海人民在物质上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宋庆龄同志更是对我们关心备至。每周都有不少的上海同胞来军营访问和慰劳，光是找谢团长签名的人都应接不暇。谢团长是广东香山人，酷爱体育，我们每天坚持出操，他对篮球、足球都喜爱。在他的带动下，全营官兵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每周都有一些有名的球队（如复旦、交大校队）到军营来进行友谊比赛。这一切都是对我们的巨大的鼓舞。
至于“八百壮士”，实际上并没有八百人，因为当时有记者来访问，问到我们有多少人。有一个战士回答说“八百人”，“八百壮士”称誉就这样传开了。“八百壮士”是五二四团第一营的誉称，在这个营里，主要官兵都是由湖北保安第五团编进来的，所以湖北人占80%左右。而这个营的一、三两连则是由原通城的两个中队组成的，通城人约占这两个连的60%到70%，共有一百五十多人，这就是为什么八百壮士中以湖北人为最多，而通城人又居首位的原因。谢团长的警卫员万连卿就是通城县黄袍人。在整个五二四团中的湖北籍战士都是好样的，他们无愧于中华民族，也无愧于故乡——湖北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