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与咸宁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咸宁抗战口述史》栏目，资料来源于各级党史部门在各个历史时期采访或收集的有关回忆文章、往来书信及专题资料等原始档案。内容全部为抗日战争亲历者的忆撰、口述史料，从不同角度真实展示了鄂南人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口述人：江渭清，时任中共湘鄂赣省委西北（鄂东南）代表团党委书记、新四军一团副团长兼三营（鄂东南红军改编）营长、第一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代理第一政委。
【东进抗日】
八省健儿汇集岩寺
我们出于民族大义，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合作抗日，可以说是一场“特殊的战斗”。经过几番唇枪舌剑的较量，我们湘鄂赣边区的红军游击队于1937年秋改番号为“抗日军第一游击队”，离开各个山头，集中到平江嘉义市驻扎。国民党当局曾企图派他们的军官打入我军以“副司令”“参谋长”的名义控制部队，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我党我军的严辞拒绝。与此同时，我们得知国共两党高层经过谈判，达成了协议。包括我们部队在内的南方8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成立，我们为此而欢欣鼓舞。正像后来的事实所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团结和带领广大民众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中流砥柱。
当时，全军编为四个支队，加上军部直属机关，共计10300余人，6300余支枪，虽人数不多，装备又差，但大都是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下来的精华，是一支久经考验的队伍。特别使我引以自豪的是，北伐名将叶挺从海外归来，荣任新四军军长。新四军其他高级将领，如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以及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等，都是我党我军素负威望的领导人。为加强党的领导，中共中央除从延安调来一批干部参加新四军的组建工作以外，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由项英任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
新四军组建以后，我们湘鄂赣边区的老队伍被编为第一支队第一团，团长由一支队副司令员傅秋涛兼任，我任副团长，参谋长为王怀生，政治部主任为钟期光。由于处在国共合作的特殊时期，尤其在初期，军内党的组织是隐蔽的。新四军的各级副职，其实就是党代表、政治委员。
2月，我们奉命从湖南省平江县加义镇梅塘村的集训地向皖南岩寺开发，途经宜春、樟树、东乡、玉山、常山等地，一路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扩大政治影响。我们与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粟裕部及第三支队张云逸、谭震林部先后抵达岩寺。现在回忆起来，皖南乡村确实是个好地方，山明水秀，人杰地灵，历史上出过不少名人。岩寺是歙县(徽州)一个小镇，在附近的篁墩、潜口、西溪南、万安等村庄驻满了新四军，军部也于4月4日由南昌迁来了。各路红军指战员聚集在一起，学习党在新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了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内和国际的时局；在当地宣传、发动、组织群众；部队和地方各界人士联欢，一起唱歌、演戏。原本沉静闭塞的山村猛地热闹起来，岩寺沸腾了。
在岩寺附近有个著名的古迹鲍氏祠堂，门前竖了四五个大牌坊，表明鲍家在历朝历代有几位贤人，曾分别担任过朝廷宰相。那个祠堂很大，能容纳千余人，成了天然的会堂。军部移驻皖南不久，就在这个祠堂召开了全军营、团以上干部大会。我们一支队老一团干部坐在会场的最前排。叶挺、项英、陈毅、袁国平、周子昆等首长都上了主席台，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久所敬仰但仅耳闻过的首长，心情异常激动。那时，他们都还是40岁上下的壮年。那种雄姿英发的风采，我至今记忆犹新。
鉴于南京、芜湖失陷之后，日军把进攻的主要目标集中到了徐州这个战略要地，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又迫使敌人从江南各地抽调重兵压向津浦沿线。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抓住这个重要时机，于4月24日致电新四军，“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侦察”。接着，毛泽东致电项英，“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历史事实证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是正确的。军部接到上述指示以后，迅即决定从一、二、三支队中抽调部分团以下干部和各支队侦察连，共400余人，组成先遣支队，由粟裕任先遣支队司令员，深入苏南敌后作战略侦察。
铁军东进苏南
粟裕率部于4月28日从岩寺出发，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
陈毅率第一支队所属老一团、老二团，也于5月12日离开岩寺，向苏南敌后挺进。14日到达泾县茂林镇，28日在南陵召开了一支队全体干部会议，陈毅司令员作了《新的战斗条件和新的战斗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具体分析了苏南敌后斗争的特点，深刻阐述了如何发挥我军优势，去战胜强敌的战略战术。他指出我军作战还要继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必须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扬主动、灵活的游击战特长，以分散对敌之集中，以伏击、袭击、近战、夜战等手段，积小胜为大胜，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他强调，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基本路线；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而新四军的模范纪律、党的政策的正确执行、战斗的不断胜利，则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中心环节。大家感到，南陵会议确实是一次极其重要的战前动员会。特别是听了陈毅的报告，使我们这些长期转战山沟里打游击的同志，都有一种茅塞顿开之感，进一步澄清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深入敌后开辟新战场的斗争方针，对我们以后打开苏南地区抗日斗争局面起了方向性的指导作用。
一支队在皖南境内稍事休整，于6月1日晨离开南陵，继续东进。3日抵达高淳、宣城边境的狸头桥，连夜渡过固城湖，进入高淳县境，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踏上江苏的土地。
我们初到高淳，一切都感到很新鲜。这里属于苏浙皖边区，丘陵不多，基本上是水网平原地区。这与我们红军过去活动的大山连绵、人烟稀少的湘鄂赣边区大不相同，生活条件也比我老家平江富庶得多。时值初夏，看着正在拔节抽穗的垄垄麦田，不禁想起南宋诗人范成大咏高淳的诗来：
路入高淳麦更深，草泥沾润马骎骎。雨归陇首云凝黛，日漏山腰石渗金。老柳不春花自蔓，古祠无壁树空阴。一箪定属前村店，衮衮炊烟起竹林。
6月5日，我们刚到高淳驻扎，粟裕司令员就风尘仆仆从前方赶来向陈毅司令员汇报先行侦察的情况。陈司令员立即部署部队行动。老一团由傅秋涛和我带领，北渡石臼湖，经博望到小丹阳，活动于京杭国道以西的江宁、溧水、当涂地区，并派出部队去江宁等地侦察，沿石臼湖走，在长流嘴登陆，已属华中日军大本营南京城郊；老二团由张正坤、刘培善带领，直指茅山，并以营为单位展开于溧武公路以北、京杭国道以东的镇江、句容、丹阳、金坛等县。6月15日，陈毅率一支队继续前进到宝堰，司令部设在前隍村，一方面积极布置部队与敌作战，另一方面广泛深入地宣传和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
这里，我还要补充讲一点新四军组建初期的军史知识。当时，新四军一、二支队的几个团，习惯上都有个“老”字的称呼。这是因为，随着部队迅速扩大，建立了许多重复的“新”团。例如，我所在的老一团后来发展为新四军新一支队，下辖新一团、新二团和特务营。老一团除傅秋涛和我及钟期光、王怀生等主要负责人外，第一营营长熊应堂、副营长王克敏，第二营营长吴泳湘、副营长王义顺，第三营营长开始由王怀生兼，副营长是萧惠锡。所有这些团、营干部，在红军部队中多数担任过师、团级职务，有着丰富的作战和工作经验。只是由于蒋介石蓄意要限制“异党异军”发展，硬将全国的红军限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我们各级干部的职务也相应压低了。那时，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从各个山头汇集到一起，不是为做官，而是为抗日。只要能抗日，哪里计较什么职务高低！这正是我们在恶劣装备条件下能够战胜敌人的力量所在，也是我们这支队伍同国民党军队的本质区别之一。
还有一点，新四军四个支队所属各团的番号，对内按数字序列顺排，称第一至第八团；对外则按“保、持、发、扬、优、良、传、统”来称呼，所以我们老一团又叫“保团”，老二团就叫“持团”。这些代号除当事人外，外界一般是不知道的。但研究党史或军史的同志还可以从当年的档案、文电中查到。
南京城郊试锋芒
我们部队挺进苏南之初，正是日军占领原国民党首府南京后不久。我们的干部、战士，对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杀戮我30万同胞的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兽兵，无不义愤填膺、怒发冲冠，恨不能立即与之决一死战！
这时，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侵略军更加骄横不可一世，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他们所到之处，一路奸淫掳掠，驻地不放哨，行军无警戒，三三两两的散兵下乡骚扰，横冲直撞……
面对这个情况，我和战友们百感交集！中国军民难道果真这么畏敌如虎么？绝对不是！山西的平型关战役，徐州的台儿庄血战，以及坚持三个月之久的“八·一三”淞沪抗战，都足以证明，中国军队是能够打大仗、打硬仗的。中国人民是有着不怕任何强敌，并与之血战到底，足以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的。但是，上海、南京、徐州等城市失陷之后，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日军则如入无人之境，正企图攻占国民党政府退守的重镇武汉。在富庶的江南，眼看大片锦绣河山沦入敌手，就是没看见过一支真正敢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国军队。一切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谁不扼腕叹息！
回忆我们初到苏南敌后，到处断垣残壁，满目疮痍，河沟里浮着尸体，有的断了头，有的砍了四肢，都是被日本兽兵残杀的中国军民，真是惨不忍睹！我带着老一团的干部、战士向乡亲们宣传说：“我们新四军就是当年的中国工农红军，是来江南打鬼子的！”老百姓弄清楚我们的军队，既不是国民党的败兵，也不是别的杂牌队伍，而是纪律严明的工农子弟兵，感情上亲近了起来，不过，大家看到我们的武器装备陈旧，不免心有疑虑，说：“中央军有飞机大炮也打不过鬼子，你们这个样子怎么去同鬼子拼杀？”还有的说：“你们部队规矩好，不扰民，我们老百姓能放心，就怕打仗不来事。”
我们感到，群众有此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广大指战员更感宣传和发动群众，光靠嘴巴还不行，还必须来一番真刀真枪的拼杀，用军事斗争的胜利来扩大共产党、新四军的政治影响。就在此时，粟裕司令员亲自指挥先遣支队一个连，于6月17日晨，冒雨在镇江西南30里的韦岗，用“小口袋”战术伏击日军运输车队，激战半小时，击毙少佐土井及大尉梅泽武四郎等13名日军官兵，伤敌8名，炸毁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10余支，日币7000余元，以及车中满载的军用物资，我军仅亡1人，伤数人。“江南处女战”捷报传来，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广大军民的抗战情绪，提高了他们胜利的信心。陈毅司令员向我们连声夸赞：“江南处女战打得很好！”并乘兴作诗：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为此向新四军军部发了嘉奖电：“叶军长所属粟部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奖，仍希督饬继续努力，达成任务。”
但是，国民党当局虽然迫于形势和全国舆论的压力，同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实际上却处心积虑地要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特别是想借日军之手来削弱、消灭异己。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起初在苏南敌后划给我军的地盘并没有两溧地区，主要是句容、江宁，加上金宝圩那块狭小地域。我们一支队到来之前，这几个县都被敌人占领了，国民党委任了留在敌后的几个杂牌部队的头目汪国栋、朱永祥、陈德功、张少华、胡肇汉(就是《沙家浜》中的胡传魁)等人为“司令”，从而形成了敌、伪、顽、我四股军事力量并存的局面，其中“忠义救国军”打着国民党旗号，暗地里与日军勾结，以“曲线救国”为名，同新四军作对，鱼肉乡里，民愤很大。
处此复杂形势，我们的部队要立足和发展，不仅要取得广大穷苦群众的拥护，还必须争取当地富裕士绅包括乡保长的理解和支持，肃清国民党散布的“共产”“共妻”之类谣言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要以对敌斗争的胜利来打消人们对我军能否打鬼子的怀疑。我们老一团从6月中旬挺进苏南敌后，我记得四五个月内作战就达30次，平均每月大小战斗五六次，先后歼敌3000余人，主要是袭击日伪军据点，解决少数民愤极大、反对抗日的土匪武装。我亲自指挥和参战的众多战斗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是7月14日攻打南京城南郊的西善桥镇，打了整整一个晚上，消灭了日军一个分队，南京城为之震动，人们纷纷议论说：“新四军打到冈村宁次眼皮子底下来了！”再一次是我亲率一个营于8月24日袭击南京城东郊的其林门，消灭了伪军一个连。由于离城更近，仗的规模也较大，所以对南京的震动更大。第三次是打江宁方山附近的一个小镇，拔掉了设在那里的敌伪据点，打得也很成功。所有这些战斗，虽属初试锋芒，但确实鼓舞了在日军铁蹄下挣扎的南京民众，对苏南抗战局面的开拓，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是通过模范的战斗、模范的纪律、模范的群众工作、模范的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了抗日力量，壮大了抗日武装。仅我们老一团，短短几个月内就发展到近2000人枪，装备也大为改善，淘汰了长矛、马刀，步枪都换成了“中正式”，每个连至少有三挺机枪，还新建了一个重机枪连。
瓦解刀会歼土匪
我们初到苏南，在打日伪军的同时，还要对付极少数破坏团结抗战的土匪武装。粟裕同志在1939年4月15日所写《先遣队的回忆》中提到的“以抢地盘为主”的“游击司令”朱永祥就是这样一个手中有枪不抗日，专门鱼肉人民的恶霸土匪头子。他拥有2000余人，活动在当涂、溧阳一带。其队伍的成分，多数是从上海溃败下来的兵痞和当地流氓、土匪、青红帮门徒，还有个300余人的“大刀会大队”。他设了个“游击司令部”，有“参谋处”、“副官处”，气派真是大得很，平时杀人放火、抢劫绑票、私设关卡、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起初，我们本着团结抗日的宗旨，曾对朱永祥做了统一战线工作。陈毅司令员对此也有专门的指示。首先动员他不扰民，打鬼子；其次，争取他中立，不与新四军作对。但是，朱永祥一面接受国民党加封的“司令”，一面暗中与日军勾搭，并自恃人多有“本钱”，冥顽不化，为虎作伥，老百姓称他是比“二鬼子”(伪军)更加狡猾多变的“小鬼子”。当溧地区民众切齿痛恨他，纷纷找我们一支队，要求说：“新四军打鬼子、打汉奸是好样的，你们为什么不把朱永祥拔掉？”许多老年人也对我说：“朱永祥搞得百姓鸡犬不宁，我们请求新四军，一定要把这个恶人打掉，以保一方太平！”因此，我们消灭这支土匪恶霸武装是有深厚群众基础的。
我们从抗日大局出发，对朱永祥还是采取“先礼后兵”。我曾两次亲自上门做劝说教育工作。同朱永祥接触后我发现他对新四军多少还是有点惧怕的，所以对我讲的抗日道理，他表面上还能听一点进去，但暗地里在察言观色，摸我们的虚实。第二次，我决定亲自去他的“司令部”察看两天。第一天，我对他说：“不仅你朱司令和上层人士我们要相互了解合作，我们也要和贵部下层官兵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我可不可以到你的部队中去看一看，讲讲话啊？”他见我只带了三个人，一个警卫员、一个参谋、一个司号长，并没有起疑心，同意带我去各大队巡视。我边看边做宣传工作，实际是了解他那支队伍的情况。
第二天，我还在朱永祥的司令部里继续做工作。傅秋涛同志不知怎么搞的，竟让我们老一团第一营熊应堂营长带着部队向朱永祥司令部驻地发动了进攻。战斗打响后，朱部大乱，嚷叫“新四军打过来了！”由于事先没有通气，我也感到突然，只好随机应变。我说：“朱司令，这肯定是一场误会，可能是你们外围部队与我方部队发生了点小摩擦，我马上赶去制止，双方都不能开火。”朱永祥当时确实也麻痹了，没反应过来，说：“江副团长，请你赶快去吧！”我趁机带着随行的三个同志迅速脱了身，出了朱永祥司令部驻地，回到了我们老一团一营阵地，与熊应堂同志会合。
战斗愈打愈激烈。朱永祥搬出“大刀会”打头阵，向我军猖狂反扑。大刀会的徒众吃了朱砂，一个个像发了疯一样，挥着大刀一闪一闪地向前冲，嘴里还齐声吆喝着“刀枪不入”以壮声势。我们的战士和班排连营干部从未见过这等奇特场面，也紧张起来了，请示该怎么办。我说，“先停止射击，组织大家政治喊话，这批人大多是当地农民。”于是阵地前安静下来了，所有的干部战士都扯起嗓子喊：“新四军只打朱永祥，不打大刀会！”“大刀会的农民兄弟，不要再上朱永祥的当！”“新四军只打鬼子汉奸，不打自己的阶级兄弟！”我也参加喊话，人多势众，把喊话传得很远，大刀会徒众们也听清楚了我们的喊话，前进的速度开始缓慢了。加之吞服朱砂的兴奋作用只能维持个把小时，药物效应渐渐减退，头脑就会清醒。眼看大刀会的人离我方阵地越来越近，甚至只有二三十米了，我和一营的全体指战员还是不射击，继续做宣传、继续政治喊话。就在这千钧一发的节骨眼上，大刀会队伍中头脑先恢复正常的人开始动摇，止步不前了，冲锋的吆喝声也慢慢低了下来。这样，我军通过坚定沉着的攻心战术，采用动员宣传、政治喊话瓦解了朱永祥控制的300多人的大刀会，彻底打破了他赖以取胜的作战“法宝”。我们党的政策感召力有多么大。
“大刀会”被我军瓦解以后，朱永祥着了慌。我军的战斗情绪则愈来愈高涨，开始放手向朱永祥的土匪队伍发动进攻。这时，附近各村的群众听说新四军打朱永祥，奔走相告，赶来助威，形成了军民齐打过街老鼠的强大攻势，使对方更难招架。为了全歼这支汉奸土匪武装，我立即给傅秋涛、钟期光写了封短信，让他们火速派人向粟裕同志报告，请求粟司令员派第二支队第三团进入金宝圩一线，切断朱永祥残部的后路。
我和熊应堂等同志带着老一团一营部队，展开扇状包围攻击。朱永祥残部开始全线崩溃。果然不出所料，这些逃窜的残部刚到金宝圩一带，就被粟司令员派来的部队堵住了退路。我军前后一夹攻，这支土匪武装终于被彻底歼灭，朱永祥在混乱中化装逃脱。
我们新四军深入苏南敌后英勇作战，敢于碰硬，不仅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抗衡，而且消灭伪军，打击反共顽固派，并对阻碍抗战的土匪武装加以坚决镇压。这与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狼狈溃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江南各阶层人民，由此逐步认识到谁是真抗日，谁是假抗日，谁是真心为民众，谁是弃民众于不顾，因此，谁才能真正领导敌后抗战便一目了然了。我军则通过一系列胜利的战斗，得到了很大锻炼，提高了战斗力，初步取得了平原水网地区作战的经验。
与陈毅对饮作诗
我军初到苏南敌后，人地生疏，供给困难，这是不言而喻的。那时，陈毅同志曾乐观而生动地说过，要打开敌后抗战新局面，除了我军光荣传统作风——战斗队、宣传队、工作队以外，还要学会解决“人、枪、款”问题。
解决“人、枪、款”，是中央的指示和新四军军部交给我们的任务。广大指战员都是从三年游击战争中熬过来的，深知“人、枪、款”对部队立足、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尚未建立，除国民党发军饷以外，部队无其他经费来源。三战区顾祝同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既要我军在苏南敌后与鬼子拼杀，又不肯发军饷、拨枪支弹药，实际上是要让我军自生自灭。
为了解决“人、枪、款”，我们在作战的同时，有目的地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我了解到国民党在小丹阳开办的实业银行，有十几个董事。于是，就找傅秋涛、钟期光同志商量。我说：“我们团的经费很困难，陈司令员那里经费也很困难。没有钱怎么购买枪弹，怎么扩大队伍？过几天我想去小丹阳请实业银行的董事们吃顿饭。”傅秋涛纳闷地问：“怎么想起来要请他们吃饭？”我说：“想向他们借点钱用用嘛！”钟期光也感到奇怪：“钱这么好借？吃顿饭就肯借钱给你？”我笑着解释道：“我有这么个设想，先借用顾祝同的名义搞一个电报，大意是：新四军在敌后抗战，坚持斗争功勋卓著，现因交通阻塞，军饷粮秣不便发至敌后，为解燃眉之急，望贵行先拨款一万元给新四军苏南部队暂用，不日由三战区奉还。顾祝同。”听毕这番话，傅、钟二位紧张地说，“这可不能搞，追查起来要杀头的啊！”我讲：“有的是办法，电报文稿不给他们嘛！这不就查无实据了吗？”经我这么一说，他们觉得有道理，便同意我去一试。
隔日，实业银行的几位主要董事应邀前来。他们显得很高兴，觉得战乱期间能得新四军第一团长官的青睐，还请吃饭，是件很有“面子”的事情。席间，彼此一番寒暄，也算“礼多人不怪”吧！酒过三巡，我才“言归正传”，说：“今日请各位董事先生来，一是建立友情，二是有件事情通报。顷接三战区顾司令长官电，暂借贵行一万元给我部作军费。电报在此，请各位先生过目。”说着，我打开挎包，一本正经地拿出电文给他们传阅，看完后，我漫不经心地又将电文收回。他们说，“江副团长，拿一万元现金出来有点困难，是否能先付五千元？”看来，董事们在酒酣之际，都很相信这个电报，我就顺水推舟说：“适逢国难当头之时，各有各的难处嘛。贵行如确有困难，那就先付五千元吧！”他们凑齐五千元，当场交给我之后，提出要打个收条备查，并解释说，这是例行手续。我灵机一动道：“收据当然应该有。因为顾司令长官明电借用一万元，而现在才有半数，等借足一万元时打一张总收条好了。”他们看我很认真，也并不怀疑，于是同意付清钱后再找我拿收据。
我带着副官，拿了五千元现金喜滋滋地回到了老一团驻地。傅秋涛、钟期光等同志也非常高兴，于是商量这笔经费的用法。我说：“支队的困难更大，我意送三千元给陈毅司令员处，我们自己留二千元吧！”钟期光同志赞成我的意见说：“起码给陈司令员一半。”秋涛同志说：“好吧，一半就一半。”
第二天，我就带着二千五百元现金，向一支队司令部驻地进发。那时，陈毅同志住在镇江地区的宝堰，距离当涂小丹阳有几百里地，又是在江南敌后，不是一段简单的行程。多次穿越敌军封锁线，避开敌人据点，才安全抵达目的地。陈司令员乍见我这不速之客，颇感突然地问道：“江渭清，你跑来干什么？”我笑嘻嘻地说：“没什么大事，就是来看看你。”他脸一板，严肃起来：“我有什么好看的！”我还是乐滋滋地说：“听说司令员这里很困难，我是来支援你的，给你送二千五百元现金！”他更显迷惑不解，急着追问这么大一笔钱从何而来。此时，国民党的钞票还是很值钱的，新四军官兵每个人每天平均只有八分钱伙食费。这次搞来这么多钱，确实可以派点用场了。
于是，我一五一十地讲了“借钱”经过，陈司令员听了哈哈大笑，说：“渭清同志，你还真有办法来！好啊，今天我请你吃饭。”说罢，就吩咐机要科长到宝堰街上去安排炒几个菜，买两瓶好酒。支队司令部的同志们发现陈司令员情绪特好，开始也颇感惊奇。因为他平时生活俭朴，难得去馆子里炒菜。而今天来的又不是什么首长或统战对象，不过是自己的老部下，为何如此张罗？
开始吃饭了，陈司令员出了个题目说：“今天我们边吃饭边谈工作，一面喝酒一面作诗好不好？”我说：“司令员，你是全军有名的大文化人，作诗填词是行家里手，在你面前我是小巫见大巫了，哪里敢呢！”说心里话，军中干部、战士，谁不敬佩陈毅同志？他既能武，又能文，出过洋(法国)，上过山(井冈山)，谈古说今，口若悬河，是真正的“博学鸿儒”。在他面前，我充其量只是个小知识分子而已。
陈司令员风趣地说：“管他大巫小巫，听说你平时也喜欢写写诗，今天就趁酒兴试一试，古人言‘斗酒诗百篇’嘛！”我想既然推辞不得，正好是个学习机会，好在当时年轻，反应也快，胆子也大，稍一定神就准备“奉命作诗”了。
陈司令员利索地端起酒杯说：“先敬你这一杯，喝完说第一句。”我举杯一饮而尽，道：“铁军东进挽狂澜。”他说，“好，有气势，来吃筷菜再说第二句。”我只好往下顺句子了：“威震京沪敌胆寒。”有了这两句话，我心里踏实些了。陈司令员面带微笑，又向我敬酒一杯，要我大胆说下去。我吃了两筷菜，想到我们东进以后既打鬼子、伪军，又搞掉了反动顽固派的几支部队，就脱口说了第三句：“既靖寇氛顽亦靖。”接着第四句是：“千门万户尽开颜。”听了我的即兴诗，陈司令员很满意，表扬说：“不错嘛，还和我的诗原韵味，可以可以。”
随后，陈司令员同我边吃边谈，又谈了当前老一团要做的工作，特别强调新四军在苏南敌后作战，不仅要抓“人、枪、款”，而且要注意宣传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一齐参加抗日，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尽可能地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这是半个世纪前的一段亲身经历，也是半个世纪前与陈老总饮酒作的一首诗，我终生难忘。因为，那是尖锐激烈的民族斗争的真实写照，是言之有物的作品。那天兴致高，我和陈司令员都喝了不少酒，后来他留我在宝堰住了一夜，第二天才匆匆赶回老一团。
【皖南事变前后】
重返皖南，开展民运工作
1938年10月1日，我们一支队老一团奉新四军军部命令，返回皖南。距6月1日随陈毅同志从南陵出发开往苏南，正好四个月。
此时，新四军军部几经变迁，已移驻泾县云岭的罗里村。一团驻在汀潭、土塘、杨村、左杭一线，团部设在汀潭，离军部15公里。安顿好部队后，我与傅秋涛同志来到军部，看到了叶挺将军。他对我们重返皖南表示热烈欢迎和慰问，对一团转战苏南敌后取得的战绩给予高度的赞扬。由于项英同志正在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就由袁国平、谭震林、周子昆等同志同我们两人谈了话，着重介绍了皖南敌我顽三方所处的态势。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得知，在日军大举进攻武汉，国民党正面战场组织会战的同时，汪精卫亲日派加紧策划公开投降，国民党顽固派则密谋制造反共摩擦。在这种反共投降的空气日趋浓重的情况下，被国民党当局限于芜湖、宣城、青阳、大通镇一线活动的皖南新四军，处在一面临江，长江沿岸密布日军据点；三面受围，背后是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两侧是国民党军的密集布防；一旦有事，我军几乎没有回旋余地。鉴于这种形势，军部决定将一支队一团和二支队三团从苏南调回，以加强皖南新四军的兵力。我们一团先调，归军部直接掌握，任务主要是保卫军部。正好三支队五团政委病故，袁、谭还要我暂兼五团政委。后来五团有些同志称我是他们的“老政委”，就因为有过这么一段关系。
我们一团在皖南刚住下，稻子就成熟了。按照红军老传统，团部立即组织干部、战士，帮助驻地周围的农民割稻，作为民运工作的第一步。不久，项英同志来我团视察。他是未等六中全会结束，于10月22日提前从延安返回军部的。我和傅秋涛同志向他汇报工作，特别讲到这里的情况复杂，到处有国民党特务活动，90%的居民参加过青帮。所以，开展民运工作，比苏南敌后还要艰巨得多。我们还谈了民运工作中如何注意“合法性”的问题。所谓合法，就是要遵守政府法令，服从统一战线，多做上层人士的团结工作。那时，皖南的县长、区长、乡长都是国民党委派的。如果我们的一切活动都要“遵守政府法令”，实际上就是去遵守国民党当局和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法令；“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放弃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事实上，当时新四军民运工作队所到之处，减租减息均已开始，但项英同志对此不以为然，还说“搞过头会吓跑地主的”。我汇报说：“要农民拥护共产党，积极抗日，总要让他们得点经济实惠。”他听了很不高兴地说：“现在是全民抗战，眼光不能老盯在农民身上。”
我又汇报了扩充部队和筹款的问题。我说：现在许多青年想找出路，帮会的力量也可以利用。可以从这些方面做工作，扩充点部队。部队经费不足，缺军饷，我们可以收点税，必要时还可以对不法地主罚点款。我们在苏南敌后就是这样搞的。项英同志不赞成，连说“不行”。他认为：皖南是军部驻地，要一切“依法办事”。收税是政府的事，扩充部队要经顾祝同批准，不能乱来。
项英同志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在完成组建新四军的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中，他都表现了杰出的领导和组织才能，工作是出色的。到皖南以后，他也决不是不想有所作为。但由于基本的指导思想确实受王明“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影响太深，所以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大胆招兵买马，不敢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以至捆住了自己的手脚，酿成皖南事变的悲剧，这是后话。
我们一团返回皖南以后，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等领导同志都来视察过工作。邓子恢同志的思想和讲话就大不一样，他说，统一战线当然要坚持，但要统住上层人物，首先要团结好基本群众，有基本群众的支持，共产党说话才有分量，否则，只好做人家的尾巴。他还说，“二五减租”，国民政府有法令，国民党只说不做，你们来做，不犯法，不要怕闲言碎语。那时，军政治部在茂林章家渡和三里店都派有民运工作队。汀潭的民运工作队，他要一团组织并由一团领导，具体指定我负责。他还讲了最近去苏南，同陈毅、粟裕以及张鼎丞同志商量的共同意见是，要放手发动群众，统一战线要坚持，但不能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傅秋涛和我都同意这个看法。好在一团没有民运股，我主要是抓政治工作的，民运工作队很快组成，在汀潭成立了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和农救会、工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等，减租减息运动也比较顺利地开展起来。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同志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第二天晚上，军部在大会堂(陈氏宗祠)举行盛大欢迎晚会。我在这个晚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同志，聆听了他在会上作的《新阶段的新关键》的报告。3月6日，我又聆听了周恩来同志在排以上干部大会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这两个报告，都结合新四军的实际情况，传达并贯彻了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同志明确指出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敌我相持”的阶段，敌人已将主要力量放到了他们的后方，我们也应当坚持三个原则，就是：哪个地方空虚，就向那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区域；哪个地方有敌人和伪军，友党友军比较不注意，就向那里发展，并且提出了新四军的活动方针应该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所谓“巩固现在阵地”，是指必须提高警戒，防止意外事件。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们，只要坚持游击战争，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就能使部队发展，就能提高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地位，达到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目的。他还号召新四军干部、战士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群众才能保障我们的发展。听了周恩来同志的报告，我和大家都觉得很顺心，受到很大鼓舞。所谓“一切通过”“一切服从”的许多禁忌解除了。
遵照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给新四军提出的方针任务和实施原则，军部派张云逸、邓子恢等领导同志北上淮南，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为尔后开辟淮南抗日根据地、发展华中抗日武装力量创建了一个指挥中枢。军部对扩充部队也放开了一点手脚，成立了新一团和新三团，随后，新一团和老一团扩编成新一支队，傅秋涛任新一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赵希仲任参谋长，熊应堂和张锤秀分别担任老、新一团团长。至此，新四军在皖南除司政后机关外，发展为六个团，即老一团、新一团、老三团、新三团、老五团、特务团，还有六团留下的一个三营和教导总队，直到皖南事变爆发，共有9000多人。就力量而言，比我重返皖南前强多了，但四面受围、困守皖南一隅的被动局面，始终未能改变。
反击日军“扫荡”，保卫云岭军部
我重返皖南以后参加的最重要的战斗，是反击日军“扫荡”，保卫云岭军部，这是从繁昌之战开始的。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随即，日军占领了皖南沿江的铜陵县城以及大通、顺安等集镇，妄图进而侵占繁昌县城。繁昌面临长江，随时可以监视江面往来的船只，既是皖南的门户，又是新四军军部及其后方基地的屏障。敌我双方都非常重视这个战略要地。这时，国民党军在沿江节节败退。身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顾祝同故伎重演，把原属国民党军防区的繁昌、铜陵、南陵一线，划归新四军第三支队接防，让新四军来替他站岗放哨打头阵。
自此以后的一年多时间内，我军在沿江的铜、繁一线与日军进行了200多次战斗。尤其是繁昌县城屡失屡克，先后打了10多次比较大的仗，后来概括为五次繁昌保卫战，这是皖南新四军最早抗击日军的著名战役，参战的主力由谭震林同志指挥，是三支队五团和六团三营，一团和三团也曾多次配合作战。记得1939年1月中旬，我们老一团配合三支队与日军激战，攻克了繁昌城，受到过谭震林同志的表扬。同年4、5月间，为策应保卫繁昌之战，老一团在铜陵境内作战11次，毙伤日伪军500余名。当年11、12月的两次繁昌大战中，毙伤日伪军1500余人，再度夺回了繁昌县城。老一团在战斗中，主动配合，有力地阻击了敌人。
繁昌保卫战的胜利，狠狠地打击了日寇的气焰，再次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粉碎了反共顽固派诬蔑新四军“游而不击”的谣言，揭开了保卫云岭、保卫军部，进行反“扫荡”之战的序幕。
日军第一次皖南大“扫荡”于1940年4月22日开始。这是侵华日军为巩固3月份粉墨登场的汪记“国民政府”的“京畿”(南京)，进而对国民党内的其他动摇分子诱降而发动的。
我军在4月初就发觉日军调动频繁，得知在芜湖、湾沚、三山、横山、峨桥一线，集中了日军第十五师团五十一、五十二两个联队，十七师团一部和三一二旅团一部；并在铁矿山、荻港、铜陵、大通、贵池一带驻有日军一一六师一二〇和八三三联队，合计兵力一万多。军部及时向各团通报了敌情，项英同志亲自部署反“扫荡”。老五团布置在繁昌城以南和以西地区。老三团配置在水龙山、何家湾附近山地。我们老一团以营为单位梯阶配置于田坊、土坑、土塘之间，掩护我军指挥中心，一部兵力分散游击，断绝南陵、三里店交通，另一部伏击沿南陵到青阳公路西进的敌人。
4月22日，日军向皖南腹地出动。其作战意图是：摧毁新四军指挥中枢，威胁诱降国民党部队。“扫荡”一开始，日军先声夺人，在芜湖一路聚集5000多兵力，在六架飞机掩护下向青弋江一带的国民党部队进击。国民党部队一触即溃，纷纷向青阳、太平方向败退。24日晨，日军攻陷南陵，次日向三里店、戴家汇进犯。另一路荻港方向日军分三股进犯繁昌，24日晚侵占繁昌城。两路日军企图分别包围何家湾以北、繁昌以南地区的新四军，然后直趋青阳。
日军来势汹汹。26日上午8时，日军池前联队2000多人向我老一团阵地攻击。我和傅秋涛同志率部抢先在父子岭一带有利地形设伏，一直打到下午4时，激战8小时，毙伤敌300余名，缴获日军军旗3面和一批武器弹药。同日，坚守何家湾阵地的老三团激战一天，毙伤敌200多人，内击毙中佐一名。这次大“扫荡”延续到5月3日，历时11天。我军顽强拼杀，日军以失败告终。
日军的第二次大“扫荡”于10月2日出动兵力一万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分进合击，其中主要一路5000多人，由繁昌经南陵直扑云岭，妄图一举摧毁新四军军部和后方基地。叶挺将军判断日军由繁昌、南陵进犯云岭，必经三里店、汀潭，遂命老一团、老三团沿三里店、汀潭一线节节阻击，层层设伏。4日中午，日军以200多骑兵开路，主力跟进，闯入我老三团预设在三里店附近之第一、第二伏击圈和布雷地带。日军受重创后始进入三里店，继续向汀潭迂回前进。当日军通过汀潭以南许村桥时，我老一团埋伏在桥头西侧的部队，突然猛烈开火，毙伤敌数十名后按预定计划转移。日军进入汀潭后大肆烧杀，并有向云岭推进的模样。叶挺军长率轻便指挥所和军部特务营，亲赴老一团防地指挥作战，御敌于汀潭以南、云岭以北山地。我老一团在正面抗击来犯之敌军的同时，还在两侧山地以密集火力向敌突击，使日军陷于我军三面包围之中，打得极其激烈。7日傍晚至深夜，日军向我军反扑十余次，都未能前进一步，遂于8日凌晨转向大岭、小岭突围。他们在30多架飞机掩护下，穿越青弋江，扑向泾县县城，国民党驻军五十二师闻风遁逃。叶挺将军率部追击日军，直扑泾县县城，指挥所设在泾县县城东北西峰山附近高地。叶军长抓住战机，查明当面敌情，并派员联络泾县附近的国民党军队，趁敌立足未稳，发起攻击。同时派联络参谋把我找去，他对我说：“江渭清同志，你能带两个主力营突击一下冲进城吗？”我说：“军长，最好用几个连兵力攻击城外敌人阵地，以引日军出城增援，再打援敌，不是更有把握吗？”叶军长沉思片刻，采纳了我的建议。果然，城外日军阵地受到我军攻击后，大批敌人出城了。我老一团和特务营埋伏在南关附近，立即向出城之敌发起猛烈进攻。国民党第五十二师眼见泾县县城将被我攻克，也从东、北两方配合围攻；泾县所在地区的邓昊明专员则率领地方团队，在城郊阻击敌人，加上从四面八方赶来助战的当地民众，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日军陷入了两万多军民的包围之中。9日拂晓，日军不得不弃城突围，向泾县东北方向逃窜。我老一团率先进入县城。当时，日军出动30余架飞机，一面向县城狂轰滥炸，一面频频轰炸扫射西峰山一带我军阵地，军指挥所附近硝烟弥漫，有几个炸弹就在离叶挺将军三四十米处爆炸，一位通讯参谋不幸被炸牺牲。叶军长浑身上下都是烟尘灰土，他镇定自若，指挥作战。当叶挺将军进城时，受到全城民众士绅的热烈欢迎。邓昊明专员连连称颂新四军打得勇猛，打得好！我就是在攻克泾县县城时，认识邓昊明同志的。
历时一周的第二次皖南反“扫荡”，终于以我军毙伤日军1000余人而宣告结束。这一重大胜利，震动了大江南北。各方来电祝贺，蒋介石也致电叶挺将军，表示“嘉奖”。叶军长在泾县县城里住了三天。为照顾大局，我们把泾县县城交给了国民党第五十二师，随叶军长撤回原防。
但是，战斗未有穷期。蒋介石决不会坐视新四军发展壮大，我们也并未因为连续取得两次反“扫荡”的重大胜利而松懈斗志。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于1939年11月召开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了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相继出兵进攻陕甘宁边区、晋东南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在华北掀起了一次反共高潮。党中央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一次反共高潮刚被打退，当日军在皖南发动第二次大“扫荡”时，韩德勤趁机在苏北黄桥地区向我新四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开始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从政治上反击这股反共逆流，我与傅秋涛同志商定，于11月21日在老一团团部驻地召开了泾(县)、南(陵)交界民众代表反内战反投降座谈会。到会的有老一团驻军所在地五个乡的乡长、士绅、民众抗日团体代表等100多人。我主持座谈会，军部《抗敌报》对这次座谈会的报道中，记载了我的“开场白”：今天泾、南两县交界的民众派代表到这里来开一个反对投降的座谈会，是非常必要的。本人能够参加也非常之高兴，很想趁着这一机会，谢谢各位地方绅士对于我们的这次工作上的帮助。现在的时尚，大家也都知道，正处在一个空前的、对日投降和反共危险面前。来源有三个：一、德国、意大利为了拉拢日本，助中国投降；二、日本的诱降；三、中国内部亲日投降派的罪恶活动，挑拨反共内战，在华中有29个师准备向新四军进攻。我们一贯忠实于抗战建国的事业。大家也都看到，这毫无道理，目的还不是把共产党反掉了去投降。今天大家都在这里，请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大成乡一位国民党委派的乡长说：“投降就会亡国。我老了，我不能叫我的后代作亡国奴。我提议打电报到重庆去，中国要打日本，不要打新四军。”三里乡的一位士绅也竭力主张“打电报给政府、给蒋委员长，请他来制止内战”。许多民众代表都说共产党反不得，反共就会亡国，要求新四军帮助加强民众自卫的组织领导。傅秋涛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表示支持代表们的要求。会后成立了泾、南交界地区民众自卫队总队部，并向蒋介石发去了要求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反对投降的电报。电报对蒋介石当然不会起作用，也到不了他那里。但对广大群众则是一次揭露顽固派反共、投降罪行的有力控诉，正如《抗敌报》报道中所说，“电报的‘每一个字都代表了全皖南民众的呼声’”！
突出重围到苏南
我们召开座谈会之后不久，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推向皖南，趁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之机，于1941年1月6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同志曾在《新华日报》上写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十六个大字，愤怒控诉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
关于此次皖南新四军北移，我思想上多少是有准备的。早在周恩来同志前来皖南视察时，我就同傅秋涛同志议论过，认为周副主席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三句话，第一句“向北发展”是主要方向。这次新四军北移，是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的。军部接到中央关于北移指示后，立即向各团和军直机关作了传达。项英同志曾亲自到新一支队老一团驻地传达布置，要大家准备放弃皖南，转移到江北。我在新一支队排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政治动员，积极进行北移准备。1940年12月，军部先后将1700多名非战斗人员、干部家属和1300多担重要资料移往苏南北渡。
当时我们新一支队驻在土塘、杨村、汀潭、左坑一带，整装待命，随时准备转移。但是，在北移路线问题上，蒋介石集团处心积虑，制造了种种障碍。开始同意新四军沿马头镇、孙家埠、郎溪、南渡镇至竹箦桥、水西地区，然后经苏南敌占区过长江。这条从皖南到苏南的路线，正是我老一团两年多前重返皖南时走过的，新一支队指战员，特别是老一团的指战员对此都很高兴。没过几天，蒋介石集团忽然变卦，一方面坚持要新四军从铜陵、繁昌渡江北移；另一方面又命令李品仙所属一七六师控制若干渡口，随时准备袭击我们；不仅如此，他们还故意大叫大嚷，把新四军将于铜、繁之间渡江北移的消息泄露给日军，致使铜、繁江面日舰艇忽然加强巡逻。我们得知情况有变，立即向军部反映敌情。此时，军部也在考虑改道北移。12月28日，新四军军分会讨论决定皖南部队全部绕道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下的宁国、郎溪到溧阳，待机北渡。
遵照军分会决定，傅秋涛与我一道召集一支队其他领导干部具体研究行军路线，然后，由我再次作政治动员，准备正式命令一到立即行动。
1941年1月4日上午，我们接到军部下达的行动命令，整个皖南部队编为三个纵队。我新一支队，包括老一团、新一团和一个特务营，共约3000人，编为第一纵队，傅秋涛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赵希仲为参谋长，都是新一支队原班领导。按照12月28日军分会决定的路线，本来第一纵队应该朝茂林方向前进，但为牵制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军部命令第一纵队改从泾县向宣城、宁国方向前进。按照军部的这个部署，我们当即决定以老一团为前卫，4日下午16时出发。先头营刚翻山行至泾县县城附近，我们突然接到军部电话，在事先没有通气的情况下，决定派军部参谋处长赵凌波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大敌当前，怎么临时变动参谋处长的职务？但既然是军部委派的，我们当然表示接受。赵凌波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部队停止东进，改往茂林方向走。他说：这是军部决定，那就得服从。当时天已很黑了，部队摸黑前进，细雨霏霏，寒风凛冽，泥泞路滑，走了一夜，才到青弋江边。因河水猛涨，涉水过不去，就赶到章家渡，想从浮桥上过江，不料浮桥已被大水冲断，全体指战员只好在水深齐腰寒冷彻骨的河流中涉水而过。军部预定，各纵队在5日拂晓到达指定位置，结果直至下午15时才到齐。大家都非常疲劳，还要烘烤衣服，军部决定在茂林地区停留一天。我们一纵队就在茂林附近的大康王休息待命。6日下午，军部在茂林南面潘村的潘家祠堂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研究下一步走向。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军部首长都到了，一纵队由我和傅秋涛两人参加会议。赵凌波虽已被任命为一纵队副司令员，但没有通知他到会。会议气氛很严肃，因为当天上午已经发生了两起国民党第四十师攻击我搜索部队的“小接触”。接触虽“小”，但国民党七个师包围我皖南北移的新四军的态势已经形成。会议决定，三个纵队分三路会攻星潭。第一纵队的任务是7日拂晓攻占裘岭，然后会同其他两路纵队会攻星潭。攻占星潭后，再向东挺进。这是我在皖南事变中最后一次参加军部召开的会议，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叶挺将军和项英同志。
会后，我同傅秋涛同志立即赶回部队作紧急部署，以老一团三营为前卫，当晚攻占了裘岭，并越过徽水河追击逃敌。7日清晨，老一团一营和二营占领了举山北面的榜山。新一团向榔桥至白桦公路两侧展开，攻占了太山头。一纵队队部设在榜山北侧的梓坑。傍晚，老一团攻占了与星潭只有一水之隔的举山，团长熊应堂在举山等候纵队下达进攻星潭的命令。其实，我与傅秋涛同志的心情是同大家一样的，都在着急，在等候其他两路纵队的到来，以便向星潭发动会攻。就在这紧急关头，军部突然改变了6日潘村会议的决定，命令各纵队往回撤，改道走太平，转入黄山，再待机东进。这样，我一纵队只好服从命令，再往回冲。冲了一段路，未能同军部以及第二、三纵队联系上，却陷入了敌人的包围！
情况万分危急，我们一纵队负责人开会商量对策。我主张往东打。这时，我纵队还有2000多人。虽被包围，但敌人立脚未稳。只要全体指战员勇猛拼杀，定能杀出一条血路，冲到苏南边上就有办法。纵队参谋长、作战处长、新老一团的两个团长都同意我的意见。但赵凌波坚决反对。他装腔作势地对傅秋涛说：“秋涛同志，要顾全大局。军部和二纵、三纵都未冲出重围，我们应当回去救援，切不可单独行动，否则要犯大错误。”傅秋涛同志碍于赵凌波是刚从军部派来的，说话分量又很重，沉吟着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部队继续往回打。8日拂晓前，大批援敌围来，把我一纵队封锁在榔桥河地区。我们与国民党第五十二师打了一整天。赵凌波见延缓我纵行动，把我纵诱入敌军重围之中的奸计得逞，遂于8日晚趁倾盆大雨脱逃投敌。这个血债累累的内奸当了国民党“皖南剿匪司令”之后，被我游击队击毙。不过，这是后话了。
赵凌波叛逃，傅秋涛同志猛悟中了奸计，致使部队陷入重围，他毅然宣布，从此刻起，纵队军事指挥由我负责。这时已是9日凌晨3时。我在危急时刻受命，迅即指挥部队继续与敌五十二师激战，伺机突围。原打算由我带头，9日下午15时突围。傅秋涛同志说，白天突围伤亡太大了，还是改在晚上突出去吧！到了晚上，又是大雨。我决定调整部署，由我带一连兵力先杀出一条血路，让纵队部和老一团跟进，新一团担任掩护，待纵队部和老一团突出去后，新一团立即跟着突围。在张锤秀团长、丁麟章政委的指挥下，新一团打得很英勇，依靠新一团拼死掩护，我带的一连多战士，首先冲过榔桥附近的公路，上了山。同时冲出来的有纵队副参谋长吴泳湘，老一团团长熊应堂、政委萧辉惠等干部。傅秋涛于10日凌晨率领部分队伍也冲过榔桥，在黄田附近同我会合。两批突围队伍加起来有几百人。新一团全团和老一团部分干部、战士未能突出来。后来知道，张链秀团长带了100多人从西北方向突围渡江到了无为，大部分干部、战士牺牲，一部分被俘或散失了。我永远怀念一纵队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战友们！7日晚上，如不被内奸赵凌波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而是坚决向东打出去，一纵队绝不至于遭受那么大的损失。这个血的教训，又是多么惨痛啊！
我们突围出来的几百人，后来到了泾县、宁国、旌德山区一带，靠地下党和当地群众的帮助，多次躲过了国民党军队的“清剿”。我与傅秋涛同志商量，长久困在这里，不是办法，要尽可能转入苏南敌后，才有生路。他同意我的意见，同时提出：几百人一块走，目标太大，还是分三摊：几百人中大部分是战士，指定一名营长带领。我说我来带战士。他说军分会有个精神，尽量保存骨干，要我带干部，这一摊有50多人，连机要员、司号员都划在这一摊里。傅秋涛同志带10多个骨干，也是一摊。决定战士这一大摊先走，我们这两摊遇有情况，就分散打游击，敌人撤走，再合拢，尽可能保持联系。分头出发后，曾遭遇国民党部队出动的四个团“清剿”，把大家冲散了。后来得知傅秋涛带的那一摊，已突围到了苏南。我也决定率部突围到天目山。沿天目山麓向北再向东，在扶风桥找到了第十六旅。同我们一起突围到扶风桥的共有30多人。
这时，中央军委已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下辖七个师，十六旅属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我得知傅秋涛同志已在半个月前与十六旅会合，便决定马上去旅部与他会面，然后一起去向谭震林同志汇报。在皖南事变中，我九死一生，至此方脱离险境。
回顾皖南事变，当年腥风血雨，我永不会忘！由蒋介石密令，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冷欣等人一手制造的这桩大血案，将以我军将士壮烈牺牲，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抗日民族大义、亲痛仇快的罪行而永载史册！
总结我党我军历史经验，在皖南事变中，项英同志实难辞其咎，这是中央早有明确历史结论的。从我亲身经历的情况来看，项英同志不仅对中央一再催促新四军北移的指示，一拖再拖，犹疑不决；直到非北移不可，而国民党军包围之势已成时，他又对如何应付变局，举棋不定，方寸全乱；特别是在战斗最紧张的危急关头，他擅离指挥位置只顾自己突围，因未冲出包围，才又返回军部，错误尤为严重。他对自己的错误，生前有所醒悟，说：“部队遭到这么大的损失，责任在我。突围出去到中央后，我要作检查。”他有严重错误，但坚持革命直到惨遭叛徒杀害。这是项英同志的悲剧，但仍不失为一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我认为，这才是对项英同志应有的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
一审：余梦婷
二审：刘思祺
终审：汪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