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宁抗战口述史④】将军百战死 壮士十年归 298839

口述人：田有收，又名田际钿，蒲圻县中伙铺烟墩村人，1987年回忆整理。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我21岁，在蒲城关刘沅记粮食行帮工。这时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国处于抗日高潮，我想自己是热血青年，国难当头，在资本家那儿混饭吃没意思，不如去当兵打日本鬼子。于是我在这年的夏季辞工，离开刘沅记粮食行到东门文庙保安团新兵报到处报名当了兵。接着被送到武昌卓刀泉新兵训练处，经过几天的训练，正式编到湖北保安五团一营连二排当兵。淞沪战争爆发，我们团奉命开赴上海参加这一战役。开拔的这一天，武汉各界市民在汉口中山公园召开大会，欢送我团上抗日前线。武汉卫戍区总司令陈诚亲临大会讲话，勉励我们英勇抗日，保卫国土。

会后，陈诚送了我们一面团旗，旗上印有青天白日图案，写有“湖北保安五团”字样。在雄壮的军乐声中，我们全体官兵雄地通过市区到大智门火车站上火车，沿途店铺燃放鞭炮欢送，市民们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们乘坐的是一列货车，为防日机轰炸，火车只能夜间运行，行行停停，7天7夜后到达上海南翔火车站，接兵部队领着我们经过一夜的急行军进入上海市区，先住在火车站大楼。我们团的番号改为八十八师五二四团。经过五天的休整，师部命令我团开赴闸北接替兄弟部队抗击日本华中派遣军的进攻。这支侵略军由松井石根大将亲自指挥，气焰非常疯狂，叫嚷“十天占上海，三周陷南京”。我团在闸北打的是正面防卫战。我所在的一连二排，连长叫上官志标(福建人)排长叫江顺治(湖南人)。我们连坚守在一栋三层楼房内，每人配有1支中正步枪，300发子弹，2箱手榴弹。敌人冲锋时，隔远就用步枪射击，离近就扔手榴弹，敌人每次冲锋都被我们打退。经过10天10夜的艰苦战斗，使战线在闸北一线周围胶着，敌人阴谋一直不能得逞。我团胜利地完成了防守任务后，奉命与其他兄弟部队一起西撤，同时命令我营担负掩护任务。我们全营300多名战士在团长谢晋元的指挥下，由营长杨瑞符率领于10月23日退守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为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所有，位于苏州河北岸，与公共租界仅一河之隔。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日本与英美还有外交关系，因此敌人不敢贸然使用飞机和大炮等重武器。仓库为七层钢骨水泥大厦，建筑十分坚固，对我们固守有利。战斗编制为4个连，我所在的一个连有9个班，配有9挺轻机枪。进入四行仓库后，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就果断地向战士们宣布：“要以死相拼，与仓库共存亡！”战士们也一齐高呼“为保卫大上海，决心流尽最后一滴血，人在仓库在”。

开始三天，敌人尚未发起攻击，我们便利用空隙时间紧张地作战斗准备。首先是打通各层楼房的隔墙，便于互相穿通，接着用仓库内堆存的小麦、玉米包构筑外围工事。到第四天，即10月27日，敌人开始发起进攻，以坦克为前导，步兵随后，一次又一次地向我阵地猛烈冲击。第一天我们的外围工事被敌坦克摧毁了就退守到楼房内抵抗，我们一连一直坚守在三楼。四连是重机枪连(有4挺重机枪)，坚守在一楼。敌人发起冲锋时，我们的轻重机枪齐怒吼，手榴弹成串地在敌群中开花，打得穷凶极恶的敌人哇哇乱叫，只见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尸体遍地，狼狈地败下去。阴险的敌人并没有因失败而放弃攻击的野心，他们面对着这支英勇善战的劲旅，不得不改用其他伎俩，如用坦克撞击仓库铁门，企图破门而入；派兵挖地穴，打洞潜入墙内进行偷袭；集中火力猛攻我重机枪阵地，妄图压住我猛烈的火力点，但敌人的这些阴谋都被我机警的战士识破，人人都不顾自身安危以死相拼，有的战士抱着炸药包冲进坦克群炸毁敌坦克，有的战士身捆手榴弹，拧开弹盖，拉出导火线跳入敌阵与敌人同归于尽。二连有一个姓陈的战士，身上捆满手榴弹从仓库房顶上跳进正在挖地穴的敌群，使20多名日本鬼子同时覆灭，自己也为国捐躯壮烈牺牲。

我们营在内缺弹药，外无援军的艰苦条件下，孤军浴血奋战了四天四夜，四行仓库巍然屹立，国旗高高飘扬，不仅使敌军一无所获，而且予敌以重创。这次战斗中共炸毁敌坦克2辆，重创1辆，毙敌200多人，伤敌不计其数，而我们自己只有5人牺牲，32人受伤。我们全体战士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行动，充分体现了中国军队不惧强敌的民族精神，深深鼓舞了上海民众的抗日勇气。苏州河南岸的上海市民和外国侨民无不为我们孤军顽强奋战而赞叹、欢呼，他们向我们挥手致意，为我们鼓掌助威，为我们的烈士痛哭。记得一天上午，上海一名姓杨的女学生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送来一面国旗，以表达上海民众对我们的感激之情。当时我们给养困难，战士们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薄军衣在初冬的寒风中作战时，上海各界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用卡车为我们送来了丝棉背褂、鞋袜、罐头、食品、洋蜡等物资。人民的支援，更加鼓舞了我们的战斗勇气。因为作战有功，一批战士受到团长谢晋元的嘉奖，我也晋升为上士。

这次战役，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无所获，眼看不能取胜，一方面用重兵层层围困，使我们不能突围外撤；另一方面以不伤害全营官兵，不予招降，不受改编为条件商请公共租界工部局出面谈判停火。当时我们处于孤军无援境地，环境险恶，无法继续战斗下去，只得接受停火条件。10月31日深夜，我们全营官兵在谢晋元团长指挥下冲过日军封锁线，来到中国银行仓库，在那里向前来接纳的英国军官交出所有武器，进入公共租界。至此，震惊中外的四行仓库保卫战胜利结束，我们也开始了孤军营的艰苦斗争岁月。

困居孤军营里的斗争岁月

我们进入租界，在跑马厅休整了2天，租界工部局派了13辆卡车载着我们开往孤军营。我们虽然衣衫褴褛，但英姿焕发，站在汽车上沿途受到市民们的热烈欢呼(所谓孤军营，就是在胶州公 园内辟一小角作为我们的营地)。卡车开进营地，工部局先就派了一排白俄士兵驻孤军营担任警戒，营内四周安装了铁丝网，白俄士兵在四周站岗放哨，我们官兵只能在营内活动，不准外出，不准与外界接触，实际上失去了人身自由，过着囚禁生活。我们在谢晋元的带领下开始整治营内的环境，铲除杂草、填筑坑、平整路面、修建操场、扩建营房，后来随着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孤军营又逐步盖起了礼堂、厂房、浴室等。经过我们自己动手整治的孤军营面貌焕然一新。

我们虽然解除了武装，但仍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每天清晨起床跑步、徒手进行军事操练。营内开设了文化课，一些大学主动派出教师为我们上文化课，文娱生活也很活跃，经常举行文艺晚会，排演一些爱国戏剧；还成立了篮球队，谢晋元亲自担任篮球队长，与外界进行篮球比赛； 一些歌唱家隔不了几天就来营内教唱抗日歌曲，如《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义勇军进行曲》等，最使我感受亲切、记忆犹新的是《八百壮士歌》，虽然时隔五十余年，但我仍能较完整地唱出曲词。

当时的上海人民和全国同胞，把我们看成抗日英雄，把孤军营看成英雄营，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鼓励的盛况是空前的。各地捐赠的慰问金，投寄的慰问信源源不断地送到孤军营来，每天到孤军营来慰问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慰问的人群有时要排队等候二、三小时才能进营，负责接待的是团副雷雄(原一营一连连长)，他从早忙到晚，有时接待到深夜。我记得当时有蒋介石、陈诚赠的锦旗，有宋庆龄的捐款30000元，有何香凝给八百壮士的慰问信，有陈嘉庚捐献的衣服、力士鞋等，还有一些记者到孤军营采访为我们拍照。上海市工商界还支援我们办工厂。我们生产的肥皂、毛巾、袜子等产品均贴上“四行孤军”的商标，产品十分畅销，工厂所获利润作为全营开支，不仅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条件，还积极参加“支援抗战”的募捐活动。

这一期间，我们在孤军营的生活过得很有意义。谢晋元一再叮嘱我们要锻炼身体磨炼意志，等待时机，重返前线，继续抗日，把侵略者赶出国土。但是，租界工部局惧怕日本人的淫威，多次阻止我们正当的爱国活动。日伪特务机关千方百计想瓦解孤军营，不断使用各种伎俩进行破坏。孤军营内的斗争日益复杂，环境越来越艰险。孤军营每天要举行升旗典礼，全体官兵集合在旗杆下，立正敬礼，高唱国歌，让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孤军营上空高高飘扬。1938年8月的一天，我们正在升旗，工部局突然派来大批“洋兵”把营地团团包围，四周站岗的白俄士兵冲进操场抢国旗，砍旗杆。为了保护庄严的国旗，全营官兵在谢晋元的指挥下，用砖头、酒瓶作武器与白俄士兵展开了英勇的搏斗。包围营地的“洋兵”见状急忙冲进操场用警棍、水龙头对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官兵猛袭，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我们战士一人，打伤多人。当日傍晚，工部局封锁了孤军营，用卡车将我们押往外滩中央银行囚禁。由于上海各界人士的声援和我们激烈的抗争，工部局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释放我们，解除对孤军营的封锁，并允许孤军营每逢节日、纪念日升旗，但旗杆被截去了一节。1939年8月，孤军营准备纪念“八一三”抗战2周年，上海各界拟派代表参加大会，但工部局限定各界代表在500人以内。对这种无理限制，谢晋元准备与工部局谈判时，突然接到国民政府上海地下抗日组织送来蒋介石的密电，大意是：只要不为敌人利用，应节制活动，以免引起无谓牺牲，考虑到中国与各国的关系，在租界上不要扩大事态。从这以后孤军营与工部局的斗争有所缓和。但是对日伪的诱降阴谋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并进行坚决的斗争。1939年冬，英国领事馆受日伪之托出面，要把全营官兵作难民撤离上海，遭到谢晋元的拒绝，谢晋元大义凛然地回答英国领事，我们是中国军人，决不做有损军人人格的行为，要光明而来，光明而去。有一次日伪上海市政府派一军官给谢晋元送来委任状，企图和高官收买他，谢晋元当面撕毁了委任状。接着大汉奸陈公博亲自到孤军营来诱降，要把我们编入保安第三大队，请谢晋元担任大队长，谢晋元又严正表示：我们是中国人，决不当日本人的走狗。陈公博碰了壁，灰溜溜地走了。后来日本人又发来一些表格，给我们每人一份，要我们填写志愿参加“和平军”，有的战士在表上写着“我要回家”，有的战士写着“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当和平军”。

日伪的诱降活动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便恼羞成怒，萌生杀机，从孤军营内部收买败类对谢晋元下毒手。谢晋元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表现了民族气节，不愧是坚贞的爱国者。但他在孤军营后期逐渐骄傲自负，独断专行，个人生活日趋腐化，激起了少数官兵的反感，予敌以可乘之机，于是买通了以郝精诚为首的一伙败类暗杀谢晋元等人。1940年4月24日清晨，东方吐出鱼肚白，晨雾笼罩操场上空，官兵们在操场上整齐跑步，谢晋元和团副上官志标站在一旁看操练。这时郝精诚从队伍里跑出来，站在谢晋元和上官志标面前，喊一声报告后，突然从身上拔出尖刀，乘其不备向上官志标先刺一刀，上官志标被刺伤倒地；紧接郝精诚又挥刀向谢晋元刺去，谢晋元猝不及防被连刺几刀倒地身亡。这时操场上秩序大乱，有些士兵围住郝精诚，郝的帮凶30多人，人人都握有一尺多长短铁棍，准备大打出手，解救郝精诚。四周站岗的白俄士兵急忙冲进操场，逮捕了郝精诚和其帮凶共八名。日伪为了杀人灭口，将这伙败类处死。翌日，上海各界在胶州公园为谢晋元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参加追悼会和吊唁者达10多万人，有的人为英雄的不幸去世而痛哭流涕。灵堂内有国民政府高层人士林森、孙科、吴铁成送的挽联。谢晋元的遗体安详地躺在做工精致的楠木棺材内，上面盖着水晶玻璃，遗体上覆盖着国旗。追悼会后，遗体安葬在孤军营内。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国民政府追认谢晋元为陆军少将。孤军营还为谢晋元铸造了铜质纪念章，发给官兵佩戴。音乐家们创作了《谢晋元团长追悼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谢晋元遇难后，雷雄代理团长，他与国副上官志标一起领导着孤军营官兵继续与日伪进行斗争，直至1941年底孤军营解散。

流放异国他乡的战俘生活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占领了上海租界，孤军营全体官兵300多人成了日寇的俘虏，我们被强行押往宝山县空军营房囚禁。孤军营被封锁了。在俘虏营里，日寇曾几次强迫我们当“和平军”，并威胁说，不当“和平军”的统统地死了死了。面对日寇的威胁，代理团长雷雄每次都坚定回答，宁可死也不当“和平军”。日寇黔驴技穷，又把我们押解到南京老虎桥监狱关押，关押了8个月，1942年冬，孤军营全体官兵被拆散军事编制送往两个地方去服苦役。代理团长雷雄和其他大多数官兵被押往安徽芜湖一个煤矿去挖煤，我们一行36人由中尉排长薛荣鑫(四川人)带领，流放到澳大利亚一座孤岛上做苦力。临行时，代理团长雷雄心情沉重地向薛荣鑫交代说：“你们此去异国他乡，望保重自己，大家都是抗日战线上的炎黄子孙，要患难与共、互相关照、互相帮助，争取胜利返回祖国”。我们被绳子连环捆着，由荷枪实弹的日军押送，乘坐一列闷罐子火车开往上海，再从吴淞口上远洋轮船，同时一起押上船的人很多，都被关在底舱，不见天日，不分南北。在轮船上每天吃两顿糙米饭，每人给把缸饮水，经过赤道线时，天气炎热难当，口渴难忍，因经受不了轮船上的折磨，病死不少，天天看见有死尸扔进大海。轮船在海上颠簸了48个日夜，抵达目的地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所罗门湾之间的新不列颠岛，我们在腊包尔港口登岸，由日本“卫兵室”接管，从此在岛上过了2年多的苦役生活。

新不列颠岛当时属澳大利亚管辖，被日本海军占领，是进攻印度尼西亚的基地。港口停泊着日本船只，岛上是补给仓库，这里气候炎热，地震频繁。居民有黑人，也有少数华侨。岛上服苦役的战俘还有美国人、英国人、印度人，编队时孤军营的人被拆散了。我和其他11名战士一起编入“中国军人勤劳队”，这个队共有160名战俘，其中有新四军、游击队等。队长叫季纳贤是国军的营长，在无锡、太湖扫荡战中被俘。他待我们态度和善，十分体贴。我们“勤劳队”集中住在叫木古铺的小山上，从事日本粮秣库的劳役。队里配有一名翻译(广西人)，行动都有日本兵监视。这时我们大家有个共同信念，就是生存下来返回祖国。因此，大家都和睦相处，团结互助，有衣服共穿，食物让给病号吃饱吃好，如监工殴打我们时，大家一齐停工与其斗争。有一次我被监工毒打时，大家丢下活计，一齐围上来，把监工吓得狼狈逃走。

在“勤劳队”服苦役的日子里，我们简直是过着非人生活，劳动十分繁重，生活极其艰苦，天不亮起床上工，天黑下工，每天要干10多个小时的笨重劳动，如挖防空壕，修公路，砍伐树木，搬运石头等。住的是岩洞，洞里潮湿，床铺上垫些树枝条，铺上破麻布。瓜薯当餐，酱油粉当菜，每个星期只能食一餐大米饭，每月打一次牙祭，吃的是日本兵丢下的猪牛内脏和骨头。这里没有文化生活，没有医疗条件，如果患病拖不好就眼睁睁等死。我们经常看到残忍的日本兵把死亡和重病的战用卡车运到深山里去埋掉。同我一起当兵抗日，一起困居孤军营，一起来岛上服苦役的同乡弟兄向寿山(琅桥碣家桥人)、雷炳林(随阳羊泉畈人)、刘炳秋(中伙砂子岭人)于1943年先后病死在孤岛上。向寿山、雷炳林起病是高烧，刘炳秋是屁股上长疱疖溃烂，如果有医疗条件，他们是不会死的。我们含着眼泪，秘密地掩埋了他们的尸体。日本投降后我们又把他们的尸体移入国际公墓安葬。1944年后，同盟军的飞机经常飞临岛上轰炸，战俘被炸死的不少。由于同盟军实行海上封锁，岛上的物资仓库被炸，使得岛上物资极其匮乏，我们食物断绝，就靠一种野生植物叫“木易”的充饥，食后燥心胀腹。有的劳工队还出现食人肉的骇人惨景。我们这支“中国军人勤劳队”原来是160人，在两年多的时间，病死、累死、折磨致死，被飞机炸死的数量很大，最后只幸存38人，我是幸存者之一。

1945年8月份，我们听到了美国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长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勤劳队”一片沸腾，大家欢欣跳跃，有人高喊，我们胜利了！我们生存下来了！我们回国有希望了！过了几天，同盟军澳军13师接管了新不列颠岛，解除了我们的苦役身份，结束了战俘生活，把我们在岛上幸存下来的2000多名中国军人集中起来，编成“中国军人大队”，由我们“勤劳队”队长季纳贤担任大队长，分别住进了日本人的营房。国际红十字会派到岛上慰我们，并安排好我们的生活，发给我们衣服、鞋袜、毛毯，每天吃的有饼干、水果、罐头、香烟，每人还发了零用钱四英镑。我们的生活虽然与当战俘做苦役相比有天壤之别，但我们思念祖国，归心似箭。一天，国民党政府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派了一位刘先生到岛上来看望我们。他讲话时，祝贺我们幸存下来了，并称赞我们在岛上的斗争为中国人争了气，并要我们安心多住几天，等待着送我们回国。1945年12月末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我被安排第一批回国。当乘上美国的轮船，踏上归途时，心情无比激动，在轮船上愉快地度过新年佳节。轮船途经香港时，我们还登岸游览了香港市容。经过了14天的海上行程，终于回到了我熟悉的上海市，上海市政府还组织人到港口迎接我们一行。我在上海住了一些时日， 国民政府对我们这些在抗日中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态度逐渐冷漠，既不安排我们工作也没有什么优待。这时我感觉国民政府当时对“八百壮士”鼓噪一时的宣扬不过是为粉饰国民党坚决抗日的门面而已，从此我心灰意冷，想起我家中还有70多岁的老母，打算回家务农，侍奉高堂。上海市政府也就顺水推舟，给了我一些路费，我孤身一人，回到了阔别10载的家乡中伙铺。

一审：余梦婷

二审：刘思祺

终审：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