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与咸宁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咸宁抗战口述史》栏目，资料来源于各级党史部门在各个历史时期采访或收集的有关回忆文章、往来书信及专题资料等原始档案。内容全部为抗日战争亲历者的忆撰、口述史料，从不同角度真实展示了鄂南人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口述人：万连卿，原“八百壮士”保卫战战士，爱国将领谢晋元的警卫员。
我父亲是通城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我十几岁时，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我也被抓，后来被编入通城县保安大队一中队石明豪部当壮丁。
1937年中秋节前后，通城保安大队一、三两中队调蒲圻（专员公署所在地）集中，然后转武汉，编入湖北省保安第五团，不久即赴上海作战。我们被补充入八十八师的五二四团，团长叫李树农、团副谢晋元。主力撤退时，五二四团担任掩护。完成任务后，李树农率本团大部也撤退，留团副谢晋元、营长杨瑞等率第一营（共四连，其中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作后卫。大部队撤退后，我营受敌围攻，乃撤入四行仓库。四行名为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四个银行的仓库，其实并非金库，里面装的尽是棉纱、袜子、布匹和小麦之类的东西，当时我们就是利用小麦包构筑工事的。进入四行仓库的时间是1937年10月26日，与日寇激战了四天四夜后，10月30日奉命撤出四行仓库，首先到公共租界的跑马场，吃过饭后，便转移到了胶州路，这就是“八百孤军”的军营。
虽然我们身处“孤岛”行动失去了自由，但我们在谢团长的带领下表现了高度的民族气节。虽然我们已经没有了武器，但照样出操、站岗。那时，军营外面是由公共租界的巡捕站岗，但内圈则由我们自己站岗。
谢晋元将军当时是副团长，职务虽不高，但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爱祖国，是一个民族英雄，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是毫不含糊的。1938年，到胶州路军营来的人不少，各方面的人都有，有国民党的、有共产党的，也有汪精卫伪政府（当时汪尚未叛逃，可能是其他汉奸，后文不再单独备注）的。记得当时共产党的一代表问及谢团长对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看法。谢回答说：“不论何党何派，只要抗日就是好的，我们就拥护。”汪伪代表企图以高官厚禄收买他，谢晋元根本不理睬。谢晋元的伟大民族气节是深受全营官兵景仰的。
1938年8月上旬，为了纪念“八一三”上海抗战一周年，他对全营官兵说，上海被日寇占领了，空气太沉闷了，全市看不到一面中国的国旗，我们在“八一三”一定要举行一次升旗仪式，好好纪念一下。于是，便与公共租界当局交涉。公共租界当局怕得罪日本人，不敢答应。谢团长便打电话与上海市民联系。八月十二日，上海市人民便为我们送来了旗杆。次日早上，我们全体官兵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公共租界的巡捕向我们大打出手，虽然我们当时没有武器，仍然进行了反抗。终因手无寸铁，200多人被打伤，其中两人不幸牺牲，一位叫何玉湘，一位叫游长青。但这件事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不可侮的。
我是在出四行仓库以后担任谢晋元团长的警卫员的，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品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每周都要对全体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士兵要求严格，同时也爱兵如子。他在军营里组织了一些生产活动，这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生活出路问题，因为在上海人民支持下生活问题并不大。谢团长而是考虑得更远，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学得一技之长，以便在抗战胜利后能更好地报效祖国。那时我们生产活动得到上海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如织袜、织毛巾用的棉纱是由荣毅仁先生平价提供的，制肥皂、蜡烛的油脂是由爱国工商业者供应的，说实在话，我们当时的工艺水平是较低的，但产品销路却很好。我们完全知道这只是上海人民对我们的爱国行动的支持罢了。为了让我们学习文化，谢团长请了复旦、交大的大学生给我们上文化课，并按文化高低分成甲、乙、丙三个班。
可惜，我们敬爱的谢晋元团长最后竟然被叛徒杀害了。叛兵共四个人，其中有两个是北方人，一个叫张宝生，会打篮球，因为谢团长酷爱运动，平时很喜欢这个家伙，谁知竟是这伙人对谢团长下了毒手。他们卑鄙罪恶的行为引起了全体官兵的愤慨，所以当天我们就将凶手全部抓获由公共租界工部局扣押归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占领了公共租界，我们便成了俘虏。开始被押到宝山，以后转到龙华“游民习勤所”当苦力，然后又转入南京第一监狱。不久，我们便分散到各地去当苦力，最远的到了南洋。这些人中不少人都逃跑了，我后来从孝陵卫逃跑以后找到了原88师，参加了缅甸的战斗。特别是雷雄团长（谢晋元死后由他继位）领导了在芜湖当苦力（抬煤）的五二四团官兵（数十人）举行了暴动，跑到了新四军驻地，受到了陈毅将军的接见，然后他们又到了国统区编入了汤恩伯的部队。
抗战胜利后，我从缅甸回国，到上海，找到了谢晋元的夫人，闲住了一年。后来，在上海铁路局当了警长，新中国成立后，才回老家通城。
一审：余梦婷
二审：刘思祺
终审：汪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