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咸宁市史志研究中心与咸宁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咸宁抗战口述史》栏目，资料来源于各级党史部门在各个历史时期采访或收集的有关回忆文章、往来书信及专题资料等原始档案。内容全部为抗日战争亲历者的忆撰、口述史料，从不同角度真实展示了鄂南人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口述人：江渭清，时任中共湘鄂赣省委西北（鄂东南）代表团党委书记，后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代理第一政委。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一声炮响，开始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代表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重大历史关头，经积极倡导和呼吁，终于和国民党当局达成了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协议。八月，长征北上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开赴华北前线作战。与此同时，坚持南方闽、粤、浙、赣、湘、鄂、豫、皖八省十五个地区，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的红军队伍，也纷纷下山谈判，准备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我当时在湘鄂赣边鄂东南地区工作，亲身经历了下山前后一度在谈判桌上进行的政治斗争。随着年事的增长，有些事情在我的记忆中逐渐淡忘了，但那一段“特殊战斗”的印象，倒还时而在脑海中浮现。为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育自己和后人，我把其中一个片段做些概述。如能给我们的同志，特别是青年人有一点启示的话，我将不胜欣慰之至。
适时应变
一九三六年我刚满二十六岁。在南方坚持斗争的中共湘鄂赣省委，派我去鄂东南地区担任党的道委书记(下辖四个特委及若干县委)、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驻鄂东南代表团主任兼军分区政委(后又兼司令员),全面负责该区根据地的工作。
这一年间局势变化很大，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又不断向华北地区侵入，并在汉口、上海、海口等地进行军事挑衅；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推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趁与我主力红军在北方谈判之机，集结重兵加紧围剿、清剿我南方游击队。
鄂东南地区位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处，有国民党军队近十个团，他们妄图将红军游击队消灭而后快。面对敌重兵压境，我军缺衣少食，同志们生活异常艰苦，正如陈毅同志词中所生动描绘的那样，“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陈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艰难困苦的环境极大地锻炼了大多数干部和战士们的革命斗争意志，使强者更坚强，但也使极少数意志薄弱者现出了贪生怕死的原型。如原红十六师代师长方步周等，就在敌人的军事进攻、政治诱降的双重压力下，当了可耻的逃兵、叛徒。
一九三七年间，叛徒方步周和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所辖一些县的头头们分别写信给我，说“共产党的代表已经上庐山，现在服从国民党的军令政令”“陕北朱毛红军也向国民党投降了，并准备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还说了些“识时务者为俊杰”之类的废话，意在劝降。当时信息虽然比较闭塞，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样的大事，我们还是知道的，而且从国民党的旧报纸上，早就知道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押了蒋介石，以及我党出面调停，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为了分析形势，统一思想，研究对策，适时应变，我提议召开道委会议。当时在会上我分析说，目前形势正在急剧变化，显得复杂、微妙。日本人的进攻，激起了全民族的反抗，国共两党有可能重新合作；但国民党部队对苏区根据地的压力并未减弱，方步舟等叛徒引起的思想波动也不能低估。共产党和红军是绝不会向蒋介石集团投降的，根据多年的斗争经验，我们可以从敌人的报纸、信件中做分析、判断，有时从反面去理解，倒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停止内战，共同对外”的口号，早在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就提出了，现在外敌入侵，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也应作好思想和斗争策略转变的准备。我提出这样的建议：一方面将苏维埃政府改名为抗日民主政府，把红军游击队改名为抗日游击队；另一方面扩大宣传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注意联合各界力量共同抗日，广泛争取同情和支持。
可是，由于长时间以来，苏区与党中央的联系中断，无法了解党中央对当时局势的准确分析和具体方针、策略，尤其是未得到中央的文件指示。因此，我的建议一时未被多数人接受，道委组织部长和秘书长都是常委，他们与我共同战斗多年，感情是很深的，但是会上却不同意我的提议，因为根据不足，甚至说是“受了投降派的影响，是不是也想叛变？”真使我哭笑不得。
为了说服大家，我拿出了保存多年的小册子——列宁所著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三派”幼稚病》，读了其中的章节，“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本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个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并讲了列宁所说的两种妥协，革命的妥协与“叛变的妥协”，区别在于有原则和其根本目的。打比方说，向后退两步，是为了第三步跳得更远。但打通思想工作也是有过程的，我只好暂时做“妥协”。
为了了解当时的情况和党中央的方针策略，我们决定部队进行一次军事侦察行动。出发前，号召指战员们：一、不打硬仗，保存实力；二、打土豪和筹款；三、收集各种书报杂志文件。第三条是主要任务，是这次行动的目的。下山后在长(沙)武(昌)铁路线上，干净利落的打下了羊楼司、羊楼洞两个小车站以及附近一些国民党的区、乡公所，搞到了一批报纸和材料。行动近一个月，回到九宫山根据地后，同志们看了这些报纸和材料，大开了眼界，都围在一起，议论分析抗战时局。报纸上有国民党外交部发表的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经遭受日本之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这说明，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以来所执行的不抵抗政策已有了初步改变。
还有一份《中共论革命的三民主义》材料，其实就是被蒋介石拖了一段时间，至九月才公开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其中提到“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必须切实的迅速的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主权领土之完整”“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等等。
得到这些消息我们分外高兴，立即决定再召开道委会议。会上我说，过去我们对形势作出了一些主观判断，虽然大致正确，但未作出结论和决定，现在时机较成熟了，在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刻， 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还必将产生更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要适时应变，根据我区的具体情况，要改变斗争策略，采取新的措施。
在新的形势背景下，没费多少功夫，领导同志们的思想就基本统一了，同意将苏维埃政府改为抗日民族民主政府；部队也改为“湘鄂赣抗日游击第三纵队”，我任纵队长。在部队改名称的过程中，个别同志对“红军”两个字感情很深，舍不得改掉，有的甚至流泪。对这些为革命出生入死、忠心耿耿的同志，我了解他们，也打心底理解他们，但不得不耐心地做了说服解释工作。我说，“同志哥，问题不在于名称、番号的变更，主要是我们部队的性质，抗日游击纵队依然是人民自己的队伍，共产党领导的，在政治上、组织上是独立的，并不受国民党的任何约束，我们要解放劳苦大众的目标和决心是不变的，和国民党合作是为了团结更多的人一起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鄂东南根据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的大好形势下，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指战员们为了能尽快下山，开赴抗日前线，为国为民作战而高兴得夜不能寐。经道委常委们研究，决定立即向国民党省、县政府发出通电或信函，阐明我游击纵队愿与友军合作抗日的愿望。至此，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湘鄂赣边区内战才缓和下来，我们被国民党部队重兵包围的困境亦开始有所好转。
发出通电
第二次道委会议决定向国民党当局发通电、公函后，我们便忙于搞这类颇为讲究的“文字”工作来，通电拟发湘鄂赣等省，省内各有关县，拟发现信函，内容是我亲自写出来，并与大家一起商议的。大意是“自卢沟桥及淞沪战事以来，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乃系千钧一发……国共两党因捐弃前嫌，消除隔阂，兄弟閱与墙，怎外御其侮……我们愿与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共为实现中山先生之遗训而努力，联合起来扫荡敌氛，收复失地，彻底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
通电信函发出数天后，湖北省主席兼武汉行营主任、第四预备军司令长官何成俊首先作出反应。他按约派出两个代表来与我们接谈，一个是武汉行营副官长，另一个是岳阳警备区司令。为安全起见，我们把见面地点安排在离我部队驻地十里外的一个庄子上，并再三叮嘱我方接头代表，要提高警惕，注意有大批国民党军尾随其后。
在确认情况正常之后，那两位国民党代表才被接到我纵队司令部驻地。看他俩穿黄衣军服，武装带上挂着手枪，趾高气扬的派头，可谓神气十足了。我倒真想试试那金玉外表的内瓢里究竟揣的什么货色。略作寒喧就进入正题。
他们说，“江司令(此时已改成纵队司令)，贵方通电、信函，省方皆收悉，请先讲讲有哪些谈判条件，我等二人受何主席委托，可全权处理有关具体事宜”。好一对‘特命全权使者’，偌大的口气，仿佛谈判就那么简单。
我说条件有三：第一是用何成俊、江渭清的名义共同签发致全国通电，首先保证双方从此停止一切敌对行动；第二是停止军事行动后，军费补给均由省方妥善解决；第三是具体谈判过程，肯定需三个月时间。以上诸条，请务必转告何主席，他如同意接送，我们就谈判。否则，话不投机……”下半段话我故意不说了，用轻松的哈哈笑声代替潜台词，“否则就只好继续坚持游击根据地斗争”。
何成俊的两位代表对我所说的第三个条件很不理解，他们觉得无须用三个月的时间谈判。我们解释说，“我们如何谈判还是要请示共产党中央，要请示朱总司令、毛主席，这不是简简单单随随便便的小事情。何成俊虽是个省主席，他就不要请示蒋介石啦? 恕我直言，就怕这么重大的事件，何成俊未必能擅自做主，为慎重稳妥，拟用三月时间，谈判双方都可从容行事”。
其实当时我们与党中央的联系还未完全接通，所言要请示总司令、主席之说，是为了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注意和重视，有利于合作谈判工作的开展进行。
何成俊收到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后，不久就写了一封给我的信，并派原来那两个代表送到我军驻地。信上说：
“渭清纵队司令台鉴：
来函收悉，你是有志之青年，此前误入迷途，现幡然觉悟，政府 站在宽大为怀，不咎既往立场，准予自新之路，请立即统率所部开 赴岳阳，整训受编，连发三关饷，并授予台瑞上校军衔。
进退由台瑞采纳，否则以武力解决。专此奉达。
即颂
公安
何成俊”
我将该信内容公开宣读后，引起了巨大反响。全体指战员气愤地说，“这不是公开在招降吗？干脆我们不跟国民党谈判了，有本事就再来干一仗”。纵队参谋长饶惠军同志更是怒不可遏，抡起大刀就要杀两个谈判代表。这一来，两个裹着黄军装的代表原形毕露了，他们吓得跪在地上，连声喊“江司令饶命”。我制止住 了参谋长要落下去的大刀，缓缓地说，“自古以来就有两军相争不斩来使的规矩，留他们两条命吧”。并对魂不附体的代表说：“何主席完全误解了我们的意思，我军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要求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才提出谈判的，根本不存在什么“误入迷途要醒悟”的问题，要我们投降，那是绝对办不到。假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够被招降的话，就不会坚持到今天了。全国人民都不愿当亡国奴，坚决要求团结抗日，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请再次转告何主席，劝他慎重考虑我们合作谈判的建议，三思而行。”
我又向何成浚复了一封信，严正声明我军的立场和条件，并留下那个武汉行营副官长代表，让那岳阳警备司令回去送信。说是留下一个作客，其实是扣作人质，那家伙见回不去了，吓得面如土色。我安慰他说，“生命安全由我负责，共产党人说话是算数的，不必害怕”。
为了回敬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嚣张气焰，也为了显示我军的实力，促进合作谈判。我们组织了一次袭击县城的行动。 一天夜里，我纵队除留小部坚守阵地，全部下山，大造攻城声势。但只将通城东门一个排国民党军歼灭后，就按原定计划主力撤出战斗仍回原地。这一举动使通城的一个团驻军如惊弓之鸟一样，发电告急，四处求援。致使第二天，那包围我根据地的八个团兵力急忙开往通城。第三天，又有近两个团兵力向我驻地发起进攻。
我当即命令指战员全部进行埋伏，待敌人距前沿阵地三十米时，将一个班的号兵集中起来，冲锋号一响，再全线出击。大家的肚子里正闷着一股子气，个个摩拳擦掌，要打个漂亮仗回敬何成俊，战斗情绪十分高涨。
国民党保安团的战斗力是很弱的，千余人的进攻根本不在我们话下，伴着雄壮的冲锋号声，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下山去。结果，很轻松就歼灭了敌人一个营，余部抱头鼠窜，俘获甚多。
我召集俘虏们讲话，上了一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一致对外，抗日保家”的政治课，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最后每人发一块银元放了回去，还托俘虏带封信给通城县保安团团长。大意是这次冲突纯属误会，两军交锋贵部亦是被迫，我部正与省方何主席进行合作谈判，如此相争必大伤中国人之元气，现将所俘官兵如数奉还，敬请查收，后会有期，等语。连同那位中将副官长也一同放了。
这两次战斗，使我军声威大振，方圆近百里的老百姓皆拍手称快，扬眉吐气，亦震惊了国民党当局，舆论压力终于使何成俊，不得不有所收敛。几天后，那位少将使者带着通城县长曹公锦再次上山，送来了何的信。这封信的口气大大的变了样，说共产党方面的董必武先生等已抵武汉，国共合作和谈正在进行中，省方答应我提出的三个条件，暂将谈判地点就近设于通城，特派代表前来请我下山去云云。经过斗争，争取和谈有望了。
首次谈判
湖北通城当时是国民党军队进剿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据点之一，我亲自进城接洽谈判事宜，这无疑是进狼窝、入虎穴，去不去？如何去？何成俊是否会变卦？这一系列的问题使许多同志很发愁，担心敌人搞阴谋、设圈套。在红军队伍中，我和战友们相处多年，同生死共患难，感情很深。因此，我理解大家的心意，但国共合作第二次合作是件大事，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危亡、党的事业高于 一切。哪怕明知是鸿门宴，我也得去闯一闯。经和其他几位领导人反复研究，决定还是我亲自去为妥。
就在我准备下山前，董必武同志派了一名政治交通员送来指示。当他从衣服夹缝里拿出一张折得很小很小的纸条给我时，我激动的半天说不出话来。自红军主力北上后，这些年同志们日日夜夜思念着党中央，如今终于和中央接通关系了，就如同历经千辛万苦的游子又回到了亲娘的身旁。
字条内容很简单：
“独立自举(主)靠山扎 董必武”。
后来我才清楚，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谈话。根据两党达成的协议，董老代表我党在汉口主持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他已从何成俊处知道了我纵队众正要和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之事，所以才及时发来指示，提醒我们要谨慎，小心从事，不要上国民党的当。
遵董老指示精神，我将部队领至山脚驻扎，这样可进可退。同时带一个秘书和几个警卫员按约赴县城。一路上，我的秘书总在我耳边喋喋不休说，“你胆子怎么这样大，敌人有一个团住在城里，我们就几个人去，这不明摆着是自己送上刑场吗？游击战打了好多年，敌人想用许多大洋来买你的头，也未能捞你半根毫毛，这下倒好，不花钱反倒主动贴上一条命”。还说我临死拉他做垫背的。从这些笑话中可以看出，当时有许多同志对国共合作谈判短时期还不能适应，思想弯子很难转，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下午，我们一行进了通城，虽已立秋，但天气很热，大家都跑得一身汗。县长曹公锦河和县保安团一个姓胡的团长，很客气地接待了我方谈判代表，并用冰淇淋招待。稍事休息后，我便开门见山地发问，“你们今天请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武汉方面没有派专人来吗？”。
胡团长说，“何主席委托我们与红军方面代表作初步接洽，有什么具体要求，县府方面一定尽力而为”。
我一听这话，就觉得仅与国民党通城地方政府谈判是达不到目的的。看来还是要施加些压力，最终要武汉行营出面解决才行。于是我讲了具体条件，“为了国共和谈合作，我军已半个多月不打土豪劣绅了，现在部队经济有困难，何主席许下‘连发三关饷’的诺言，望尽早兑现”。
对方试探着问我纵队有多少人？
我早就想好了对策，随口答到：“官兵计一千五百人，按每人每天三毛钱合算部队每个月的供给，需补发一万三千五百元”。其实我纵队(包括地方党政人员)仅几百人，如果谈判不慎泄露机密，让国民党部队了解到底细，那可是要犯大错误的。
另外，我又提出了给一百张武汉行营“护照”，理由是根据地周围几十个县，到处都有红军游击队和共产党员，现在既然在谈合作，就该有诚意，我们需要用这些证明，合法通过国民党方面设下的层层关卡，通知各地游击队停止军事行动，并打算将共产党员都带走。实际上是想趁这个机会，派人去各地来联络我们的同志，整理党组织，并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
这些合情合理的条件一经我提出，县长、团长都为难了，只好说，“所提的问题事关重大，容当上报武汉省府，由何主席最后决定，贵军眼下困难，县府先预支部分，以解急需”，还讲了一大套请谅解，别介意之类的话。
对方所表的态度，早在我预料之中，这次谈判，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安全返回驻地。事后我们用这一批钱定制了五百套军服，也买了批粮食，根据地的困难状态得到较大的缓和。
谈判胜利
初次谈判的成功，给同志们很大的鼓舞，是否要继续谈下去的问题，自然没有人反对了。几天后我们接到武汉的通知，何成俊派汽车来我驻地接我方代表去行营谈判，经研究决定还是我亲自去，那位秘书再也不说我拉他“垫背”了，非常爽快的答应随我同行。
到了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办公处，何成俊笑容可掬地迎出门外，待进了办公室，我才发现原来董必武同志也早一步到了。后来我才知道董老怕我吃亏上当，特地赶来为我壮胆的。
当着何的面，我不便单独向董老请示，而是正襟危坐，为自己讲话打腹稿。何成俊首先发问：“江司令这次国共合作，是贵军向国军投降，还是国军向贵军投降？”
何成浚老谋深算，一上来竟提了这么个出人意料的问题。看来是想欺我年纪轻，要试我一试，找点口实另做文章吧！我决定先顶他一下，说：“何主席，我军发出的呼吁通电早已说明，国共两党合作是双方努力，一齐工作，为驱倭寇于国门之外，根本谈不上谁投降谁，而且共产党从来没有投降习惯，想必这一点，何主席是有体会的。”
何又问：“既然不是投降，为什么你们中央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呢？”听了这句话，我不由自主地望了一下董老，看得出，他也为我担心，怕我答错话，我也确实觉得有难度。
我考虑了一下，郑重地说：“红军被编入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正是共产党为了抗日所采取的顾全大局的措施，也是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和作战的需要，这是我党我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才作出的让步。顺便问问何主席，你们能做到这一步吗？何况，我们的政治主张是自主的，组织上也是独立的。”听了我的答话，董老在一边微笑着点点头，我心里也踏实多了。
何成浚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发问：“江司令，这次进行抗日战争，你看是以贵党贵军领导为主，还是以国党国军领导为主?”
这叫什么谈判？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我心里闷住一肚子火，但这是谈判桌上的斗争，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针锋相对，我提醒自己要沉住气。我一面吸着烟，一面想何绕弯子，我也绕弯子。我说：“何主席，领导权不是自封的，国家、政党莫不视民意为依归。全中国人民如拥护贵党贵军的,领导，就以贵方为主；全中国人民如拥护我党我军的领导，就以我方为主，一切顺应民意！”
听了这个回答，何成浚呆住了，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这场唇枪舌战中，何始终未能占到上风。他还想继续发问。董必武同志已看出，当即说：“江司令一路匆匆赶来很辛苦，时间不早了，有话吃过饭再谈！”这下何成浚也只好作罢。
出了武汉行营，我才抓紧时间向董老作详细的工作汇报。他听后很高兴，表扬我们在艰难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为党保存了一批精华、骨干；认为我们在合作谈判工作中，基本上掌握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坚持了党的原则。
在下午的谈判中，何成浚迫于形势，答应了我方提出的全部条件。谈判结束后，我遵照董老指示，回到鄂东南根据地，一面整训部队，一面广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两个月后，我纵队又补充了200余人，为后来湘鄂赣地区部队聚集于平江县嘉义市，组建新四军的第一支队第一团，打下了基础。
